在这里,社会地位所占比例发生变化,这是海水浴生活的特点。这些少女也占了这个便宜。在我们一习一惯的阶层中能使我们延伸、放大的一切优势,在这里,都变成了看不见的东西,事实上,也就被取消了。反过来,那些别人认为他们大概并不具有这些优势的人,倒被一个人工的范畴变得高大起来,大步向前了。这个人造的范畴比素未谋面的女郎叫人更自在。那一天,这些少女在我眼中显得那么了不起,而根本无法让她们了解我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对这一小帮少女来说,她们漫步海滨只不过是路上女客无数飞逝的一个片断,这种飞逝总是使我心绪纷乱。在这里,这种飞逝又回到那么缓慢的动作上去,几乎接近于停滞不动。更确切地说,在某一个这样慢速的阶段中,人的面庞不再被旋风卷走,而是平静而又清晰,我觉得就更美。但是,正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将我飞快拉走时我的体验一样,这并不妨碍我想,如果我停下一会就近观看,某些细部,有麻点的皮肤啊,鼻翼上有个一毛一病啊,眼神很平庸啊,微笑时作鬼脸啊,身段不美啊,都会在女郎的面孔和身段上代替一我原来肯定是凭空想象的细部。只要身段有美丽的曲线,远远望见面色很红一润,我就能好心地再加上一直记在心底的或事先想好的动人的肩膀,甜美的顾盼。对一个一眼而过的人这样飞快的猜测可能使我们犯下错误,恰似有时看书太快,刚看见一个音节,还 未来得及看清其余的音节,便从我们脑海中已有的字里,安上一个字,其实书上写的根本不是那个字一样。
现在不可能属于这种情形。我已经仔细端详过她们的面庞。每个人的面孔,我不是从各个侧面看的,也极少从正面看,但至少根据两、三个不同的特点使我足以对第一眼望去时对线条和肤色所做的各种假设或者进行修正,或者进行了核实和“证明”,足以看到,透过一系列的表情,她们的面孔上还 存在着某种永久不变的物质的东西。
因此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想:无论在巴黎还 是在巴尔贝克,在最美好的设想中,甚至在我能够停下脚步与之攀谈的令我目光停驻的行路女子中,都从来没有过象今年这几个女子这样,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们,但是她们的出现和消失给我留下这样的惆怅,使我想到与她们一交一友会是多么令人陶醉。无论是在女演员中,村姑中,或在教会学校寄宿的小一姐中,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美貌,如此充满未知未闻,如此无法估计的宝贵,又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不可企及。就生活中未品尝过而又可能的幸福而言,她们是那样甜美的样品,且状态极其完好,以至几乎完全出于理智的原因我才灰心丧气,怕的是体验不了美一女能够给予我们的最神秘的东西。我要在绝无仅有的条件下,保证不会上当受骗才会体验。她们是人们一直向往的美一女,是人们永远不占有也可以自一慰,而不会去向自己没有欲一望追求的女人要求快乐的美人——正象斯万从前一爱一上奥黛特以前一直拒绝做的那样——结果是一直到人死了也从不知道那另一种快活是什么滋味。也许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事实上并不存在,也许到了跟前,这种快乐的神秘一性一就烟消云散了,也许这只是欲一望的一种投影,一种海市蜃楼。如果是这种情形,那我只能责怪自然规律的无情。如果这种自然规律适用于这些少女,也应该适用于所有的少女,而不适用于不完善的对象。她们是我在所有对象中挑选出来的,我怀着植物学家那种心满意足的心情,很清楚地意识到不可能找到比这些少女更罕见的如此齐全的品种。此刻,她们就在我面前中断了她们那轻巧的篱笆般的流动线。这篱笆就象一丛宾夕法尼亚玫瑰①,是悬崖上一处花园的装饰品。一艘轮船驶过的整个大洋航线均映在其中,这轮船在蓝色平面上滑行得那样慢,相当于从一个一茎一到另一条一茎一。一只懒惰的蝴蝶在花冠深处滞留,船体早已超过这只蝴蝶。可是蝴蝶确有把握能比轮船先到达目的地,那船只正向花朵驶去。蝴蝶可能还 要等到轮船的船首与玫瑰花的第一个花一瓣之间出现一片蓝色才起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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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宾夕法尼亚玫瑰”这个名称在某些植物学家的著作中可以见到,用以指美国东部的某一玫瑰品种。这个名称在普鲁斯特那个时代并不流行,只不过表现了普氏学识的渊博而已。
我回房间去了,因为我要与罗贝尔一起去里夫贝尔共进晚餐。外祖母要求我最近几天晚上动身以前在一床一上躺一小时,小睡片刻,这是巴尔贝克的医生提出的要求。不久,他便把这样的小睡扩展到每一天晚上。
再说,要回房间甚至不需要离开大堤,也不需要从大厅,也就是说从后面进入旅馆。在贡布雷,每星期六午饭提前一小时。现在这里正是盛夏,白天那么长,以至在巴尔贝克大旅社里,根据与此类似的提前规则,人们为晚餐摆放餐具时,太一陽一还 高高挂在天上呢,似乎是吃下午点心的时刻。带滑轮的大玻璃依然开着,与海堤在同一平面上。我只要跨过单薄的木制窗框就到了餐厅里,然后我立刻离开餐厅去乘电梯。
从办公室门前经过时,我向经理送过一个微笑,而且一点也不讨厌地从他脸上收来一笑。自从我到巴尔贝克以来,我那宽容的关切已经渐渐地象备自然课一样将微笑灌输到他的脸上,改造了他的面孔。他的面庞对我熟悉起来,显示出某种很一般的意义,但可以象辨认一个人的笔迹一样看懂,与第一天他的面孔向我显示的那些莫名其妙、无法忍受的方块字已经毫无相象之处。那一天我在面前看见的那个人物,如今已被忘却。或者说,如果我还 能回忆起来的话,他与那个无足轻重而文质彬彬的人物那令人厌恶而又略微加以漫画化的形象相比,已经判若二人,无法认同了。
我初来巴尔贝克那天晚上的那种腼腆和忧郁已经消失,我按铃叫电梯。在电梯里,我象在沿着脊椎运动的胸腔中一样,在开电梯的人身旁向高处升去。现在,他再不是默默无语了,而是向我叨叨:“人比一个月以前少了,开始走了,天凉了。”他这么说,并非因为确实如此,而是因为他在这海滨气候更炎热的一个地方又找了个事情做,他希望我们都赶快走,旅馆好关门,这样他“回到”新岗位之前,可以有几天归他自己支配。“回到”和“新”这两个词并不矛盾,因为对于一个开电梯的人来说,“回到”乃是“进入”这个动词的惯用形式①。唯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屈尊使用“岗位”一词,因为他属于希望在语言中抹掉雇佣制度痕迹的现代无产者。此外,过了一小会,他告诉我,在即将“回到”的“岗位”上,他会有一套更漂亮的“工作服”和更好的“待遇”。
“制一服”和“薪俸”两个词,他已觉得陈旧和不适合了。由于莫名其妙的矛盾,在“老板”口中,词汇不顾一切,仍然比不平等这个概念活得更长久,所以,开电梯的人对我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唯一我关心的事,是要知道外祖母是否在旅馆。开电梯的人抢在我的问题之前对我说:“那位太太刚才从你住的地方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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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法文中,受教育不多的人常常将“entrer”(进入)与“rentrer”(回到)二动词混为一谈。
我又上当了,以为是我的外祖母出去了。
“不是,我想那位太太是你们家的雇员。”
从前的市民语言,确实应该废除。但是由于在从前的市民语言中,一个厨一娘一是不叫“雇员”的,所以我考虑了一会:
“他搞错了,我们既不拥有工厂,也没有雇员。”
忽然我想起来了,“雇贝”这个词也和咖啡馆的侍者留小一胡一子一样,给了仆人一种自尊心的满足,刚刚出去时太太的贴身女仆作女红)。
对于开电梯的人来说,光是满足自尊心还 不够,因为他在怜悯自己的阶级时说“工人家里”或“小人物家里”,象拉辛说“穷人”①一样,用的是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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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拉辛《阿塔莉》第二幕第九场第837到838行。
我第一天刚到时的那种热情和腼腆早已远去,平时我已不再和开电梯的人说话,现在是他在上下穿过旅馆这个短短过程中,得不到我的回答了。旅馆像一个玩具一样,中间镂定,一层一层地在我们四周展开那分枝一般的走廊。走廊深处,灯光昏暗,越来越弱。通道的门或内部楼梯的台阶都变得细小,灯光使这一切都成了金色的琥珀,像黄昏时刻一样绵一软而又神秘。在黄昏中,伦勃朗只需瞬间便勾画出窗棂或井上的轱辘。每一层楼上,一缕金光映在地毯上,展一露出落日的余晖和起居室的窗户。
我自忖,刚才我看见的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她们会是何许人氏。欲念这样朝着自己选择的一个小部落人群而去的时候,一切可能与这个小小的部落有关系的人都成了动情的原由,然后又成了梦幻的原由。我曾经听见一位太太在海堤上说:“她是小西莫内的一个女友。”那种肯定好事的神情就好像谁在解释说:“他是小拉罗什富科形影不离的伙伴”一样。立刻,从听到这件事的那个人脸上,你可以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一望,巴不得再仔细瞧瞧作为“小西莫内的女友”的那个受到如此厚一爱一的人。肯定这是一种特权,大概不会赋予随便什么人。贵族阶级是相对的,有些价值不高的小小一缝隙,在那里,一个家具商的儿子可以当上风雅王子,并且像一个年轻的威尔士亲王一样统治一个宫廷。自那以后,我经常极力回忆在海滩上西莫内这个名字是怎样对我产生回响的,那时我还 辨别不出它的形式,对这个名字也没有把握,至于它意味着什么,指的是这一个人抑或是另一个人,也不肯定。这个名字对于我们下面的故事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既模糊又新鲜的感觉,每一个字母、每一秒钟,都由于我们不断的重视更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上,这个名字变成了(从我对小西莫内的态度来说,只是几年以后才如此)回到我们脑海中(或睡醒时,或昏厥之后)的第一词汇,甚至先于“现在是几点钟”,“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些概念,甚至先于“我”这个字,似乎它所指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更胜于我们自己,似乎失去知觉一刻以后,先于一切休止的休止,便是没有想到这个词汇的那个过程。
不知为什么,从第一天起,我心里便想,西莫内这个名字大概是这些少女之中哪一个的名字。我不断地琢磨,怎样能够结识西莫内一家。当然是通过她认为地位比她高的人。如果这些人只是市井小民中的小烟花女,要叫她不要产生瞧不起我的看法,大概也不难。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故友,只要没有战胜这种蔑视,对于蔑视你的人,就不能完全将你纳入他心中。每次彼此那样不同的女子形象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除非遗忘,或其它形象通过竞争将前一个形象排挤出去,只有当我们将这些外来人变成与我们自己相似的某种东西之后,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安宁。在这方面,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的肉一体具有同样的反应和活动。我们的肉一体不能容忍异体的侵入,除非立刻将入侵者消化或同化。
小西莫内大概是所有姑一娘一中最俏一丽的那个——我似乎觉得,她本可以成为我的情一妇的,因为只有她一个人两、三次扭头顾盼,似乎意识到了我那死死盯住的目光。我问开电梯的,在巴尔贝克是否认识什么人,姓西莫内。此人不喜欢说他对什么事不知不晓,便回答说,他似乎听人提起过这个姓。到了最后一层,我请他叫人将外地人的最新名单给我送来。
我从电梯里走出来,但没有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而是在走廊里一直向前走去。此刻,虽然管这一层楼的仆役害怕穿堂风,也已将走廊尽头的窗户打开。这扇窗子不向着海,而是朝着小山和山谷,但人们从来也不曾看清楚外面的景色,因为窗上的玻璃不透明,且常常关着。
我在窗前稍事停留,也就是对这个“景”朝拜一下的时间。这一次,倒叫人可以望见比小山更远的地方。旅馆背依这座小山,山上,只在远处有一房舍,但是远景以及落日的余晖在保留了其大小的同时,又用一精一致的雕刻和丝绒般的首饰匣装饰了它,犹如装饰微型建筑模型一般。好象圣物,只在难得的日子才拿出来供信女善男们瞻仰的金银或珐琅制小寺庙或小教堂。可是这朝拜的时刻已经为时过长,仆役一手拿着一大串钥匙,另一只手触到他那教士无边圆帽上向我敬礼,因为晚上空气清新而凉爽,倒没有将帽子摘掉。他已经走来又把两扇窗板关上了,就象将圣人遗骸盒的两扇门板关上一样,这样也就为我的顶礼膜拜遮住了小型的圣殿和金色的圣物。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随着季节向前推移,从窗中看到的画面也变了,首先是室内很明亮,只有天气一陰一霾时,室内才昏暗。这里,在海蓝色的玻璃里,在我窗户的铁框中,镶嵌着大海,就象镶在教堂彩绘玻璃的铅条中一样。大海那圆形的波涛使玻璃变得无边无际。在海弯那整个布满岩石的深深边缘上,大海撒开一些三角,三角上装饰着细腻的笔触勾画出来的不动的飞沫,或皮萨内罗笔下的羽一毛一①,雪白的、永不褪色的、一奶一油般的珐琅色把这些三角固定在那里。在加莱②的玻璃制品中,这代表着一层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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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指皮萨内罗(意大利画家及木刻家)所作鸟类草图,保存在卢浮宫中。
②加莱(1846—1904),他于1890年创立了一所适用于工业的艺术学校——南锡学校。其玻璃艺术作品在万国博览会上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艺术以对大自然的热一爱一和研究为基础,本人作为有实践经验的植物学家,又将植物题材用于其装饰艺术及玻璃制品中。
不久,白昼渐短。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淡紫色的天空,似乎被太沟那僵硬的、几何图形的、转瞬即逝的、闪闪发光的面庞打上了烙印(好像代表着什么神奇的符号,神秘的鬼怪),沿着地平线的链条正向大海弯下一身去,犹如主祭坛上方的宗教画,落日余晖的各个部分,映在沿墙摆开的桃花一心木低矮书橱的玻璃上,我心目中已将它与由它脱胎而来的名画联系在一起,似乎那是昔日某大师为哪一个宗教一团一体在一个框架上绘制的几组场景,后来在博物馆的大厅中,人们将它一片一片分开陈列,观众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将它们放到祭坛后部装饰屏组画上原来的位置上去。
几个星期过后,我上楼时,已经日落了。大海上方,天空是一条火红的彩带,与我在贡布雷散步归来准备下楼到厨房用晚饭时在髑髅地①顶上之所见一模一样。这火红的彩带,是完整的一片,又象肉冻一样可以切开。顷刻大海已经发凉,变成蓝色,好似人称鲻鱼的那种鱼,天空则像我们过一会在里夫贝尔叫的鲑鱼一样粉一红,这一切,更增加了我就要更衣外出晚宴的快乐心情。沉重的暮霭,烟灰般黑色,有光泽,玛瑙那样坚实,肉一眼看得见,紧一贴着海洋,吃力地从海上升起。这儿几片,那儿几片,高高低低,一层一层,越来越宽阔。最后,最高的几层向已经变形的根一茎一弯下一身来,一直到脱离了直到此刻支持着它们的重心,似乎就要将已到中天高度的脚手架拖走,将它扔到大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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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髑髅地原指《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
我从前坐在车厢里有一种印象,觉得需要从困倦和关在一间房里受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见一艘轮船如夜行者一般远去,也使我产生同样的印象。但是,在此刻我自己置身的房间里,我并不感到受监禁。因为一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乘马车外出。我扑到一床一上。我看得见距我相当近的船只。奇怪,人们在夜间也看得见船只在黑暗中移动,好似颜色幽暗、默默无声却没有入睡的天鹅。我似乎觉得自己就在一艘轮船的卧铺上,大海的画图从四面八方将我一团一团一围住。
不过,确实经常只是一些画图而已。我忘记了,在画图的色彩下,海滩正在形成凄惨的空旷地带,夜晚那不安的海风吹遍整个海滩。刚到巴尔贝克时,夜风袭来,我是那样焦灼不安。现在,即使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全部心思仍在我目睹从我面前走过的几个少女身上,我的情绪再也不能平静,再也不能停留在事不关己的状态。在我心中,是不会产生真正富有美感的印象了。等待着去里夫贝尔晚宴更使我心浮气躁起来。在这种时刻,我的意念停留在躯体的表面上。我就要给这躯体穿上衣服,以便在那灯火辉煌的饭店中,在打量我的女一性一目光前,尽量显得讨人喜欢。我无法在事物的色彩后面注入深邃的思想。我的窗下,雨燕和燕子不倦地轻轻地翻飞,像喷泉,像生命的火焰,将高喷的间歇与平面方向上长长的轨迹那不动的白色的线条融和在一起。这种地区一性一的自然现象将我眼前涌现的景色与现实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一令人着迷的奇迹,说不定我会认为眼前的景色只不过是每日更新的绘画选。人们主观地在我所在的地点展开这个绘画选,而那些绘画作品与这个地点并没有必要的联系。有一次,我觉得那就是日本木版、铜版画展览:在一精一雕细刻出来的好似月亮一般滚一圆的红太一陽一旁边,有一朵黄色的云,犹如一面湖。湖边,是黑色利剑,有如湖滨树木的侧影。还 有一道淡淡的玫瑰色,自从我有了第一个彩笔盒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玫瑰色。这颜色绽开,好似一条一江一,两岸上似乎有船只搁浅在沙滩上,等待着人们前来将它们拖入水中。我怀着业余一爱一好者或在两次一交一际访问之间到画廊转上一转的女人那种蔑视、厌烦而又轻浮的目光,自言自言语道:“真奇怪,这落日,与众不同,不过我早已见过和这一样优美、令人惊异不止的落日了。”
晚上,一条船被地平线吸收,又将它变成了流体,显得和地平线完全是一种颜色,宛如一幅印象派的画。船只似乎也与地平线一样,由一种原材料所制成,似乎人们只是在雾濛濛的蓝天中勾画出船体和缆绳。缆绳一交一错,船体显得更加细小,变成了金银制品。有时,大洋几乎占满了我的整面窗户,上方是一抹天空,只有一条线,与海一样的蓝,因此我以为那还 是大海,只在光照作用下,才显出不同的颜色。
另一日,大海只在窗子的下部描绘出来,窗子其余的部分布满了浮云。水平方向上,一朵一朵的云你推我搡,结果好象出于艺术家的预谋或专长,那窗玻璃正在介绍“云朵研究”。与此同时,书橱的各块玻璃上显示出相似的云朵,但这是在另一部分地平线上的云朵,而且被光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似乎向你提供同一题材的反复。这是某些当代画家十分珍一爱一的反复,总是取自不同的时刻。而现在,由于艺术的固定作用,可以在一个房间里一览无余,呈彩粉画形式,并且压在玻璃板下面。
有时,在海天一色的灰色上,细腻一精一巧地加上一点粉一红。这时,在窗子下方安睡的一只小蝴蝶,就象将双翼落在这幅有惠斯勒①风味的、题为《灰与粉一红色的和谐》的画下方。这是切尔西大师亲自签名的作品。这粉一红色渐渐消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注目。我呆呆站立片刻,然后拉上窗帘,再次躺下。从一床一上,我看见窗帘上方还 留有一线光亮。这一线光亮也渐渐暗淡下去,越来越细。平日,这个时刻,我已坐在饭桌上。今天,我就这样让这个时刻在窗帘上方逝去,既不忧伤,也不惋惜,因为我知道,今天与别的日子不一样,象黑夜只有几分钟打断白昼的极地的白天一样,今天比平时更长一些。我知道,从这黄昏的蛹壳里,里夫贝尔饭店的万丈光芒正在准备经过美好的变形脱壳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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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及雕刻家,他在伦敦安家落户,住在切尔西区。他对日本艺术和马奈极为赞赏,尤致力于色彩和谐研究。《灰与粉一红色的和谐》是他的一幅画的题目。
我自言自语:“到时间了。”我在一床一上伸伸懒腰,起身,梳洗完毕。这样无用的时光,脱一去了物质生活的重负,我觉得自有其魅力。别的人在楼下进晚餐,而我在这里,将下午无所事事积蓄起来的一精一力,只用在洗浴后晾干我的身躯、穿一件无尾常礼服、系领带上。指引这些动作的,已经是期待已久的与某个女子重逢的快乐。那是我上一次在里夫贝尔注意到的一个女子,她似乎对我注视良久。有一会她离席了,也许希望我尾随而去。我怀着快乐的心情给自己加上所有这一切诱饵,以便使自己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地投入一种新生活。这是自一由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要让圣卢的冷静来支持我的犹豫不决,并在生物的各个品种和来自各地的物产之中进行选择。这些菜,我的朋友一点,便构成罕见的佳馔,会大大刺激我的食欲或者我的想象。
最后,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我再也不能通过餐厅从海堤回到房间了。餐厅的玻璃窗不再敞开,因为外面夜色已经降临,而且这个玻璃蜂巢灯火通明,将贫苦的人和好奇的人都吸引来了。他们无法进入这灯光通明之中,便象秋风卷下的一片黑呼一呼的蜜蜂一样,扒在玻璃蜂巢那发光而又光滑的四壁上。
有人敲门。是埃梅亲自给我送来了外地人的最新名单。
埃梅走之前,非要告诉我,说德雷福斯罪该万死①。
“人们会得知一切的,”他对我说,“不是今年,而是明年。
这是与参谋部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位先生对我说的。”
我问他,是不是在年底以前人们还 下不了决心马上揭露一切。
“他放下烟卷,”埃梅继续说下去,模拟着那个人的动作,并且象他的顾客那样摇着头,晃着大拇指,那意思是说:“不要要求过高。”
“‘不是今年,埃梅’,他敲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今年不可能。到了复一活节,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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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书中年代为1898年。自1897年10月29日参议员史海尔-凯斯杜埃提出重新审理该案件以来,这件事又成为舆论注意的中心。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埃梅所指的文件可能是亨利上校所准备的文件,据说根据这些文件可以最后确定德雷福斯有罪。后来,亨利上校被确认犯了伪造文件罪,于8月31日自一杀。但在本书中,直到《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一部分中,人们谈论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上校还 活着。
②指第二年四月。
然后,埃梅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您看,你怎么说的,我都原样告诉您了。”那意思,要么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对他那么随便,他很洋洋得意,要么是我更能清楚明白地看到那论据的价值和我们抱希望的根由。
我在外地人名单的第一页上,看到“西莫内及其家属”几个字,禁不住心头一震。我心中仍藏着童年时代便产生的由来已久的梦幻。梦想中,心中有的和所感受的全部柔情融成一片,由一个尽量与我不同的人给我带来。这个人,我现在用西莫内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并且忆起在海堤上看见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她们展现成可与古代和乔托的名画相媲美的体育队形,是多么和谐。我用这个名字和对这优美的和谐的回忆,创造出了这个我等待的人。我不知道这几个少女中那一个是西莫内小一姐,也不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哪一个真姓这个姓。但是我知道西莫内小一姐一爱一着我,我要靠圣卢设法立即与她结识。可惜在这个条件下,圣卢只得到允许延长假期,他不得不每天回到东锡埃尔去。为了叫他不去尽那个军队义务,我本来以为,除了可以指望他对我的友谊之外,还 可以指望人类博物学家的那种好奇心。我经常有这种好奇心,常常我并未见过人家说的那个人什么模样,只要听到人家说,哪家水果铺子里有一位漂亮的收款员,我就想与女一性一美的这个新变种去结识。我希望在圣卢面前谈及我那几个少女,也在他心中激起这种好奇心。谁知我大错特错。他是那个女演员的情一夫,他一爱一她,因此,这种好奇心早已麻木。即使稍有感觉,他也将它压抑下去,因为他很迷信,以为情一妇对自己忠实与否,取决于他自己是否忠实。所以我们动身去里夫贝尔晚宴时,他并没有应允积极地去管我那几个少女的事。
最初,我们抵达里夫贝尔时,太一陽一刚刚落山,但是天色依然很明亮。饭店的花园里,灯火尚未点燃。白昼的热度下降,好象存放在一个花瓶的底部,沿着这花瓶的边壁,空气形成了透明、暗色而又浓一稠的果冻。偌大的一丛蔷薇,贴着墙,在暗淡下来的墙上画出粉一红的条纹,宛如人们在缟玛瑙石里看到的树枝状纹路。
过了不久,我们走下马车时,夜色已经降临。或是天气不好,或是希望暂时安静一会而推迟了叫人驾车的时间,总之我们从巴尔贝克启程时,夜色就已经降临。但是这样的日子,我听到海风吹拂也不感到忧伤,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就要关在一个房间里。我知道我们要在茨冈音乐声中走进饭店的大厅,那里无数的灯火将用金光灿烂的宽宽的烙铁,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黑暗和寒冷。于是我高高兴兴地上了马车,坐在圣卢旁边。马车在滂沱大雨中等待着我们。
现在,我每天一坐到桌前开始一项评论研究或阅读一本小说,便感到厌倦。贝戈特说,他坚信,我特别是能体会脑力劳动乐趣的材料,虽然我自己并不持有这种看法。在“我以后能干什么”这个问题上,最近这些时候,贝戈特的话倒使我感到,这种厌倦透露出一点希望。
“归根结底,”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写一本小说时体验到快乐,并非是判断一篇文字是否美丽、是否有价值的无懈可击的准则。说不定这只是一种常常附带而来的次要状态,而缺乏这种快乐并不能就预先断言文章不美。也许某些杰作就是打着哈欠写出来的。”
外祖母对我说,如果我身一体好,我就会写得很好,而且会怀着快乐的心情去写。这话打消了我的疑虑。可是我家的家庭医生认为,更为谨慎一些的作法,还 是提醒我,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使我面临什么严重的危险。他给我列出了应该遵循的各种保健措施,以免发生意外。我认为各种快乐应从属于目标。与快乐相比,目标无比重要。这个目标便是要变得身强力壮,足以能够完成可能蕴藏于我自身的大业。自从来到巴尔贝克,我对自己进行周密而经常的控制。喝一杯咖啡会使我彻夜失眠,而睡眠对我第二天不感到疲倦必不可少。
那么,谁也别想叫我去碰那杯咖啡。
可是,一到了里夫贝尔,在新的快乐刺激下,我又处于另一种思想状况之中了。例外情况才叫我们进入这种状况之中。这么多天以来耐心织成的、将我们导向明智的网已经撞破,似乎再也不该有什么明日,有什么待以实现的高尚目标了。顷刻间,为了维护这高尚目标而起作用的、整个周密谨慎的保健机制烟消云散。一个跟班小厮问我要不要外套时,圣卢总是对我说:
“你会不会冷?最好还 是穿着,天气可不太热。”
我总是回答说:“不要,不要。”可能当时我并不感到冷,但是不管怎样,我再也不知道害怕病倒、不要死去以及写作重要这些事为何物了。我把外套一交一出去。我们在茨冈人奏出的军乐声中进入饭店大厅,在一排排已经上了饭菜的桌子间前进,就像在轻易获得荣誉的道路上前进一样。乐队授予我们军事荣誉和我们配不上的凯旋曲,我们感到音乐的节奏将快乐的奔放灌输到我们身上。我们用庄重而冷冰冰的表情和懒洋洋的举止将这种情绪掩盖起来,以便显出与那些咖啡馆音乐会里服饰华丽、装腔作势的女人们不同。她们就着火药味十足的曲调,唱着轻佻、放肆的歌曲,跑着上台,那尚武的举止犹如打了胜仗的将军。
从这一刻起,我便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我外祖母的外孙子,只有到出了门的时候,才会想起她,而是成了就要服侍我们就餐的小伙计的临时小一弟一弟了。
在巴尔贝克我一个星期也达不到的啤酒量,更不用说香槟,现在,我一个小时就喝下这么多,还 要加上几滴波尔多酒。我心不在焉而不知其味。在我冷静而清醒的时候,这些饮料的味道意味着明显可以称道而又轻易放弃的快乐。我一个月节省下来的两个“路易”,本来想买一件什么东西,此时再也想不起来要买什么,而赏给了提琴师。在桌子之间撒欢上菜的侍者,有几个跑得飞快,张开的手心里托着一盘菜,似乎这里就是那种看谁不把菜盘掉在地上的比赛的终点。确实,巧克力蛋一奶一酥没有打翻而抵达目的地,英式炸土豆,虽然疾驰快跑本来会摇动,可是抵达目的地时,仍然在波亚克一乳一羊肉①四周排列整齐如初。我注意到一个侍者,个子非常高,长着一头乌黑的秀发,脸上象扑了粉一样,使人更容易想起某些珍禽而不是人类。他不停地从大厅这头跑到那头,似乎没有目的,叫人想到一只南美大鹦鹉。这些南美大鹦鹉以其艳丽的羽一毛一色泽和不可理解的一騷一动不安填满了动物园的大一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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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亚克为法国西南部纪龙德河上一河港,在波尔多附近。波亚克羊肉为法国一名菜。
不久,场面井然有序了,更高雅更平静,至少在我眼中如此。所有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活动全集中成为安静的和谐。我望着那些圆桌,无数的群体将饭店充满,每一桌有如一个星球,有如从前讽喻画中的行星。在这各不相同的星球之间,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引力在起作用。每桌的就餐者,眼睛都望着别的餐桌,只有某个阔气的东道主例外,他有办法,带来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借助于旋转小桌的特点,极力逗引作家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太太们倒听得兴高采烈。这些星球般的餐桌之间的和谐,倒也不妨碍无数侍者不停地运转。因为他们不像就餐者那样坐着,而是站着,所以是在高层地区运转。有的跑着送冷盘,有的换酒,有的添加酒杯。虽然有这些特殊原因,他们在圆桌间不断地奔跑,最后还 是揭示出这令人头晕目眩而又有规律的运行的法则。两个其丑无比的女收款员,坐在一大丛鲜花后面,忙于没完没了的算帐,好像两个女魔术师,忙于通过天文计算以预见在这个按照中世纪的科学设计的天体苍穹中偶尔会发生什么大动荡。
我有些可怜起这所有进餐的人来,因为我感到,对他们来说,这些圆桌并非星球,他们在办事中也从不运用什么分类法,以使我们摆脱其惯有外表形式的束缚,能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他们认为,他们正在与某某人进晚餐,这一餐大概多少钱,他们第二天还 要再来。对于年轻侍者服务行列的行进,他们显得完全无动于衷。这些侍者很可能这会儿没有什么紧急的活,正排着队递送面包小篮子呢!有几个年纪特别小,饭店总管经过时打他们几巴掌,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忧郁的眼睛直勾勾地在那里出神。他们从前曾在巴尔贝克大旅社干过,如果有哪一个巴尔贝克大旅社来的顾客认出了他们,跟他们搭上几句话,亲自吩咐将无法下咽的香槟酒拿走,他们就非常得意,只有这时才得到点安慰。
我听到自己的一精一力在鼓荡,其中有舒适的成分,但这是独立于能使我们感到舒适的外界物品之外的舒服。身一体、注意力的极微小的变化,都足以使我感受到这样的舒适,正像轻轻一压便足以使一只闭着的眼睛感觉到颜色一样。我已经喝了很多波尔多酒。我之所以还 要喝,主要并不是为了享受再加几杯能给我带来的舒适感,而是前几杯所产生的舒适感的后果。我任凭音乐随着每一节拍牵动着我的快乐,快乐乖乖地来到每一节拍中停息。多亏有了那些化学技术,能大量地生产出一些躯体,他们在大自然中只是偶尔地很难得地相遇。里夫贝尔的这家饭店,与那些化学技术相似,它在同一时刻内汇集了许多女子。从她们那里获得幸福的前景激动着我的心。靠散步或旅行的邂逅相遇,一年之内我也不会遇见这么多人。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音乐——华尔兹,德国轻歌剧,咖啡馆音乐会歌曲一交一相混杂,这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本身就像是神仙快活的去处,它与另一种快活相重叠,又比那另一种快活更醉人。每一个旋律,都像一位女子一样特别,但却不像女子那样,将流露出来的感官享乐的秘密只留给某个备受青睐的人。它主动向我举荐这种快乐,贪婪地望着我,迈着任一性一的或一婬一荡的步伐向我走来,与我攀谈,抚一摸一我,似乎我骤然间变得更有魅力,更加强壮或更加富有了。我感到这些曲调里有某种很无情的东西。因为这些曲调对一切脱离物质利害的美,一切智慧的辉映,都是格格不入的。对它们来说,只存在肉一体的快乐。它们将这种快乐——自己一爱一慕的女子与另外一个男人去品尝的快乐——作为世界上存在的唯一事物呈现在那个可怜的妒者面前对他来说,这实在是最无情、最找不到出路的地狱。
但是,我低声重复着这曲调的音符,并不给它一个亲一吻时,它使我感受到的它所独有的肉一欲,对我又变得那样珍贵,我甚至会离开自己的父母追随这旋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中去。它用一行又一行一会充满慵懒一会又充满生命活力的音符,正在肉一眼看不见的地方建立起这个奇异的世界。这样的快活并不能赋予得到它的人以更高的价值,因为只有他自己感受得到。每次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讨得注意到我们的女子的欢心时,她并不知道那个时刻我们是否拥有这种主观的、内心的极度幸福,因而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她对我们的看法。虽然如此,我仍感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几乎成了无法抗拒的男子。我似乎觉得,我的一爱一情再不是什么令人讨厌、别人可以嗤之以鼻的东西,而确实具有这音乐的感人之美,诱人之处。这音乐本身好象一个可一爱一的去处,我心一爱一的女子与我在这里相逢,顿时变得亲密无间。
这饭店的常客,不仅是半堕入风尘的女子,也有最风雅阶层的人,他们下午五点左右才吃茶点或者在这里设盛大的晚宴。茶点设在一条狭窄的成过道形的玻璃长廊里。长廊从衣帽间到餐厅一面,走向花园的一侧,除了几根石柱以外,长廊与花园之间只有玻璃门窗。这里那里,门窗敞开着。结果是除了许多处穿堂风以外,骤然射进的强光,令人头晕目眩和不稳定的光照几乎使人无法看清用茶点女客的模样。所以,这些女客两张桌子、两张桌子地拼在一起,沿着这狭窄的细颈瓶一长条坐在那里的时候,她们喝茶成相互打招呼的每一个动作都闪闪发光,简直可以说那是一个鱼池或鱼篓,捕鱼人将捕来的颜色鲜艳的鱼儿堆积在这里。鱼儿半身在水外,沐浴着一陽一光,以其变化不定的光芒在人们的眼前象镜子一样闪动。
过了几个小时,便到了开晚餐的时刻。晚餐自然是在餐厅里开的。那时,虽然外面天色依然明亮,餐厅里已燃起灯火。从餐厅里向前望去,可见花园中的楼宇,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好似夜间面色苍白的幽灵。楼宇旁有株株千金榆,一抹夕一陽一正穿过那淡绿的树叶。从进晚餐的灯火辉煌的厅室中望出去,玻璃窗外边,那绿树再不象是在闪闪发光而又潮一湿的鱼网之中,正如我们形容下午沿着闪射着蓝光金光的长廊用茶点的那些妇人一样,而是象神光照耀下淡绿色巨大养鱼池中的水草了。
人们离席了。如果说,在进餐过程中,各位宾客把时间都用在望着、辨认着邻近各桌的宾客,也叫附近各桌的宾客叫出自己的名字,而在自己桌子的周围则保持着完美的整体的话,围绕着一个晚上的东道主形成重心的引力,在他们到进茶点的那条走廊上去喝咖啡时,便失去了其强大的力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人经过时,某桌正在进行的晚餐便放弃了一个或数个微粒子。这个粒子或这数个粒子因为受到对方餐桌极大的吸引,便从自己的餐桌分离出来。而前来向朋友问好的一些先生或太太又顶替了他们的位置,然后又回到原位,说:“我得溜了,回到某某先生那儿去……今天晚上我是他的客人。”有一会工夫,人们可以说,这分开的两束花一交一换了其中的几朵。
然后,长廊本身也渐渐空了。常常是,甚至晚餐后,天色还 有些亮,这长长的走廊没有点起灯火,沿廊玻璃窗外树木摇曳,倒象是树木丛生、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公园小径。偶尔会有一位进餐的女士在一陰一影中滞留良久。一天晚上我穿过长廊出去,发现美丽的卢森堡亲王夫人正在那里,坐在不相识的一群人中。我脱帽向她致意,但没有停下脚步。她认出了我,微笑着点点头。远远超过这致意的,是从这个动作本身升起向我道出的几句话,如仙乐一般。可能是较长的一句道晚安的话,并非叫我驻足,仅仅是对那点头致意的补充,以构成有声的问好。但是这句话说的是什么,非常含混不清,结果我只听到了声音。这声音那样柔和地拉着长腔,我觉得那样富有音乐美,宛如在树林幽暗的纤细树枝中,一只黄莺啼啭起来。
有时碰巧圣卢遇见了他的哪一伙朋友,决定到附近一处海滩的游乐场去与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如果他与那些人一道走,便将我一个人安顿在马车里。这时,我就吩咐车夫奋力疾驰,以便让这没有任何人帮忙度过的时光不要显得那样漫长,免得我向自己敏一感的心灵叙述到里夫贝尔以来自己从别人身上得到哪些变化——用回顾和力图走出已陷入齿轮咬合之中一般的被动地位的形式。狭窄的小路只容一辆马车通过,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很有可能与来自相反方向的另一辆马车相撞。悬崖上经常有崩塌的土方石块滚下,路面也不平稳。悬崖陡壁垂向海中,就在眼前。这一切都无法在我心中唤一起必需的一点点力量,以将对危险的意识和恐惧拉回到我的理智上来。这是因为,使我们得以创作出一部作品的,并不是要成名成家的欲一望,而是勤奋的一习一惯;帮助我们保护未来的,并不是眼前的欢一愉,而是对往昔智睿的思考。帮助我们残废的头脑走正路的,是理智思考和自我控制这一副拐杖。然而,如果我抵达里夫贝尔时,早已把这副拐杖扔得远远地,破例地放松我的神经,处于任凭一精一神失调、酒一精一肆虐的状态中,就等于我赋予当前的每一分钟以质量和魅力。其结果是既不能使我更能够,也不能使我更有决心去保护这每一分钟。我听凭自己将这些看得比我剩余的生命贵重一千倍的时候,我的激一情就已将这每一分钟与剩余的生命割裂开来了。我象英雄,象醉汉一样将自己关闭在现时之中。我的过去已暂时隐去,在我面前再也映不出自己的影子,我们管这个影子称作自己的前程。我将自己生活的目的,再不放在实现往昔梦幻之上,而放在现时这一分钟的欢一愉中,我看不到比这一分钟的欢一愉更远的东西。结果是,正是在我感到格外快活的时候,正是在我感到我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正是在我看来我的生命应该更有意义的时候,我摆脱了至今生活能够使我设想到的各种烦恼,我毫不犹豫地将生命一交一给发生意外事故的偶然。看上去这很矛盾,但这只是表面的矛盾。再说,简而言之,我只不过将轻率集中在一个晚上而已,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轻率稀释在他们整个生存过程中。在整个生存过程中,他们每天都并非必要地面临着海上旅行、坐飞机或坐汽车游玩所包藏的危险,他们的死亡会使之肝肠寸断的人正在家中等待着他们归来。或者一本书最近就要出版是他们活着的唯一原由。这本书还 与他们脆弱的大脑联系着。
同样,在里夫贝尔的饭店里,我们逗留的晚上,如果有人怀着杀死我的动机来到,由于我在一个不现实的远景中只看到我的外祖母、我未来的生活和我要写的书,由于我完全融入了邻桌那个女子的香水味、旅馆侍应部领班的彬彬有礼和正在演奏的华尔兹乐曲的婉转与悠扬之中,我完全依附在现时的感觉上,除了与它不要分离,再也不能想得更远,再也没有其他目标,我就会紧紧抱着这感觉死去,我就会任人杀害,不去自卫,一动不动,恰似那被烟草的烟雾熏得麻木的蜜蜂,再也无心去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食物,再也不指望保全自己的蜂巢了。
此外,我还 应该说,在我极度振奋的心情下,最严重的事情也变得无足轻重,这使我终于理解了西莫内小一姐及其女友们。要与她们结识的大业,现在在我看来似乎轻而易举但又无所谓了,因为只有我现时的感觉极度强烈又有每一细微的变化,甚至只是这种感觉持续下去会使我快乐,对我才有重要意义。其余的一切,父母,工作,游玩,巴尔贝克的少女,都不比不容其停留的、大风中的一抹飞沫更有重量,只是与这种内心的强烈感受相对而言才存在:酩酊大醉将主观唯心主义、纯粹的现象论实现了几个小时。一切都只不过是表象,只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崇高而存在而已。这并不是说,真正的一爱一情在这种状态中无法存在——如果我们确实有情,而是我们如同新到一个地方那样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改变了这种情感的规模,以致我们对它再也无法同等视之了。这同一一爱一情,我们还 能再次寻找到,但是已经易位,再也不考虑我们自己,满足于现时赋予它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们已经足够,因为非现时的东西,我们是不在乎的。可惜的是,如此改变价值观的系数,只在酩酊大醉这个时刻才能发生作用。此时此刻再没有任何重要一性一,像吹肥皂泡一样一吹就化的人,到了明天,会重又具有他们的重量。又得尽力重新开始现在看来已毫无意义的研究工作了。更严重的是,这种明日数学,与昨日数学一样,我们将再度不可自拔地陷入这些数学题目之中,这便是甚至在这样的时刻也约束我们的数学,只是对我们自己失去了约束力而已。如果恰巧在我们近旁有一位端庄的女子或充满敌意的女子,前一天还 那样难办的那件事——即使我们能讨她喜欢——现在我们却觉得一百万倍地更加轻而易举。实际上绝非如此,因为这只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内心看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变了。就在当时,如果我们来得放肆,她也会对此不满,就和我们到了第二天,要为给了侍者一百法郎小费而对自己不满一样。那道理是一样的:此时已不再酒醉。只不过对我们来说,理智迟来一步而已。
那晚在里夫贝尔的女子,我一个也不认识。她们成了我酩酊大醉的一部分,正如反射是镜子的一部分一样。所以她们显得比西莫内小一姐一千倍地合乎我的欲一望,而西莫内小一姐对我是越来越不存在了。一个金发姑一娘一,独自一人,神情抑郁,戴一顶插满野花的草帽,出神地望了我好一会,她显得那样讨人喜欢。然后轮到另一个,再后轮到第三个。最后轮到一个肤色有光泽的棕发姑一娘一。圣卢几乎认识所有这些姑一娘一,我则不然。
认识现在成为他情一妇的这个人之前,圣卢确实在这个花天酒地的有限世界里生活过那么长久。这些晚上到里夫贝尔来用晚餐的女子,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他本人或者他的某一位朋友至少和她们睡过一一夜。其中有不少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出现在里夫贝尔饭店。她们来到海滨,有的是来与情一夫重聚的,有的则是极力想找一个情一夫。如果她们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圣卢便不与她们打招呼。她们则比望着自己身边的男人更多地望着圣卢,看那神情,似乎并不认识他,因为谁都知道,除了那个女演员,他现在对任何女人都毫不在意了。在这些女人眼中,这一点又赋予他一种特殊的威望。
有一个女子嘁嘁喳喳耳语般地说:“那是小圣卢。看来他一直一爱一着那个一妓一女。真是情意缠一绵呢!他真是美男子!她觉得他真是了不起!多么帅!不管怎么说,有些女人就是有运气!而且是多么神气的男人!我原来和德·奥尔良在一起时,跟他很相熟。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他那时为她花天酒地!可现在,他再不那么干了。他不做对她不忠的事。啊!她可以说自己真有运气!我真不知道,他从她那里能得着什么。肯定他也是个大傻瓜!她那两只脚象船一样大,像美国女人一样长着唇髭,内一衣脏得很!她的裤子,我相信一个小女工都不要!你瞧瞧他那一双眼睛,为这样一个男人,往火坑里跳也愿意呀!咦,别说话,他认出我来了,他笑了,啊呀,他从前与我很熟呢!跟他一提我就行。”
她们与他会意地相视,让我撞见。我真希望他把我介绍给这些女子,真希望能够要求与她们一见,她们也慨然应允,即使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约会也罢。如果不这样,在我的脑海中,她们的面庞便永远缺乏自身独特的那一部分——似乎为面纱所遮掩——,这一部分,是每一个女子都不相同的。没有见过时,我们无法想象。只有在向我们投过来的目光中,这一部分才显现出来,那目光对我们的欲一望表示赞同,并向我们作出许诺:我们的欲重会得到满足。
她们的面目,虽然我只局部见到,对我来说,仍然远远胜过我猜想大概会恪守妇道的那些女子的面孔。那些女人的面孔与这些姑一娘一毫无相象之处,平淡,无底蕴,平板一块,没有厚度。这些姑一娘一的面庞之于我,肯定又不同于之于圣卢。对于佯装与他并不相识的那种不动声色,他显然毫不在乎,打招呼那么平平常常,向任何人打招呼都可以如此。透过这毫不在乎或平平常常,他心中忆起,眼前浮现出散乱的头发,痴狂的嘴和半张半闭的眼睛。这整个一幅无声的画,恰似画家为了欺骗大部份观众,用一幅得体的油画将它盖上的那种画幅。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中不曾有一丝一毫进入这些女子中哪一位的心灵,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被带到她一生所走的吉凶未卜的道路上去。对我来说,自然这些面庞一直是封闭的。但是,知道这些面庞曾经喜笑颜开过,已经足以使我感到这是一种奖赏。如果她们的面庞不是其下隐藏着一爱一情回忆的圆形饰物,而只是漂亮的奖章,我是不会给她们找到奖金的。
至于罗贝尔,他坐着时永远无法正襟危坐,他用宫廷一宠一人的微笑来遮掩武将的渴求行动。仔细端详他时,我意识到,他那三角脸上一精一力充沛的骨架与其祖先该是多么分毫不爽。这骨架对一位豪情满怀的弓箭手更合适,而不适合于一位风雅文士。在细腻的皮肤下,显现出大胆的房屋建筑,封建时代的建筑艺术。他的头使人想到古老城堡主塔上那些塔楼。塔楼上毫无用处的雉堞依然可见,但是在内部,已把这些塔楼改成了图书室。
返回巴尔贝克的路上,对于他给我介绍的那些陌生女子中的哪一位,我一秒钟不停地又几乎不知不觉地在心中反复说着这句话:“多么甜美的女子!”好象唱叠句一样。自然,更确切地说,这些话是发自神经亢一奋状态而不是持久的判断。如果我当时身上有一千法郎,而且到那时还 有开门营业的珠宝店,我定会给那个陌生女郎买一个戒指。这是真的。当我们像这样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中度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时,我们常常对各种人过于慷慨相赠。到了第二天,大概又会觉得这些人毫无趣味。但是对于前一日对他们说过的话,人们感到负有责任,而且希望实践诺言。
这样的晚上,由于迟归,回到我的房间,见到一床一,我很高兴。房间对我已不再抱有敌意。我初来乍到那天,还 以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在这张一床一上安歇呢!现在,疲倦已极的四肢要在这里寻求一个支撑。因此,我的大一腿,我的一臀一部,我的肩膀,一个接一个地从各个点上尽量与包着一床一垫的单子合成一体,似乎我的疲倦有如一位雕刻家,打算取得一个完整的人一体模具。
但我无法入睡,我感到清晨即将来临。平静的心情,健康的体魄,都不存在。在忧郁中,我似乎感到这些东西再也不会失而复得。我必须安睡多时才能重新得到这些。即使小憩一会,再过两个小时也要被一交一响音乐会吵醒。可是我骤然入睡,堕入了梦乡。梦中,回到了青春时代,逝去岁月重返,失去的感情重来,灵魂脱离躯体,到处游一动,对亡人的回忆,荒唐生活的幻想,倒退到大自然作为最原始主宰的时代(据说我们在梦中经常看见动物,却忘了我们自己在梦中几乎总是个没有理智的动物,是这种理智对事物放射一出确实一性一之光。相反,我们在梦中对于生活中的景象只是提出一种不可信的看法,每一分钟这看法又被遗忘摧毁,前一个景象在后一个景象面前烟消云散,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张片子,下一个景出来,前面一个景烟消云散)。所有这些奥秘,我们以为不了解,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初步接触,同时也接触另一个大奥秘,就是消灭与重生。自己往事中某些已经暗淡下去了的地方,又逐个被照亮,里夫贝尔的晚餐难以消化,使这种光亮更加游一移不定,这使我成了这样一人人:似乎最高的幸福就是与勒格朗丹相遇,因为我刚才在梦中与他聊天。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也完全被一个新布景挡住了视线,恰似舞台上所置的布景。后台换景时,一些演员在前台演出一个逗人开心的节目。我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滑稽节目,是东方故事味道。由于所置布景极其接近东方色彩,我在戏中对自己的过去,甚至对自己都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因为犯了过失一身遭棒打和受各种惩罚的一个人物。是什么过失,我没有发现,实际上这个过失便是喝了太多的波尔多酒。
我忽然醒来,发现多亏这一大觉,竟没有听到一交一响乐音乐会的喧闹。时已下午。我用力起身想看看表,想知道是否确实如此。一开始,怎么使劲也毫无成效,头又沉沉落在枕头上,半途而废。这是继困倦以及其它的醉态而来的短暂的下沉,或由饮酒或由大病初愈而引起。何况,甚至就在看时间之前,我也肯定中午已过。昨天晚上,我不过是一个被掏空了心肝的、无重量的人(就象非得先躺下才能坐起来,非得睡醒才能住口一样),我不停地翻腾,说话,再也没有重量,没有重心,我被抛掷出去,似乎可以继续这闷闷不乐的奔跑,一直跑到月亮上去。虽然睡着了,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时间,我的身一体却能计算出来。它不是在表面绘制出时间的表盘上量度时间,而是通过逐步称量我的力气恢复了多少。象一个大钟一样,我的身一体让力气从头脑向身一体的其余部份一级一级走下去,现在这力气已经将其积蓄的充足数量实实在在地堆积到了膝盖以上。如果说,从前,大海是我们生命所系的环境,必须将我们的血液重新投入大海之中才能恢复我们的力气,就遗忘和一精一神空虚而言,情形也是如此。有时,在几个小时之内,似乎脱离了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内积聚起来而没有花费的力气,通过其数量衡量了时间,与时钟的重量或沙山塌陷衡量时间一样准确。
何况,从这样的睡眠中醒过来,并不比长时间熬夜后再想睡着更容易,任何事情都有持续下去的倾向。如果说,某些麻醉剂确实会催人入睡,那么长时间睡眠则是更厉害的一种麻醉剂。长时间睡眠之后,要醒过来很困难。我就象一个水手,他清清楚楚看见自己的船只绳缆系在码头上,但是船只仍被海一浪一摇来摇去。我确实想看看时间,想起一床一,但是我的身一体每时每刻都再次被投进睡眠中。着陆很困难,我又倒在枕头上两、三次,然后才立起来,走到我的表跟前,将表上的时间与我那软一绵绵的双一腿所拥有的丰富的物质所指示的时间加以对照。
最后我终于看清楚了:“下午两点!”我按了铃,可是我立刻又睡着了。从我再次醒来时感到的平静和对已经过了一个漫漫长夜的感觉来看,这次大概睡的时间长得多。然而,我之醒来乃由弗朗索瓦丝走进室内而引起,而她进来又是我按了铃的缘故。所以这次睡着,我自己觉得大概比上一次更长,而且给我带来这样的惬意和忘却,而实际上只持续了半分钟的工夫。
外祖母推开我的房门,我就勒格朗丹家族向她提了一大串问题。
只说我恢复了平静和健康,还 远远不够,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与前一天相比平静与健康与我距离有多远这样一个简单问题。我一整夜都在与逆流搏斗,然后,不仅仅我又回到平静与健康身边,而是平静与健康又回到我身上。头空空的,有一天大概会粉碎,头上有几处位置明确,还 有些难受。头脑任凭我的思想驰骋。思想再次各就各位,并与生命重逢。可叹的是,时至今日,我的思想还 不会好好利用我的生命。
我再一次逃脱了无法入睡的困难,躲过了宇宙洪荒,躲过了歇斯底里发作的覆没。前一天晚上我无法得到安宁时威胁着我的一切,现在,我都不再害怕了。面前展现出新的生活。虽然我已经很舒服,但是仍然象骨头散了架一样。我一动不动,怀着喜悦品味着我的疲倦。疲倦将我双一腿、双臂的骨头都拆散了,折断了,现在我感到,这些骨头都集中在我面前,随时准备重新接合起来。只要象寓言中的建筑师那样唱起歌来,我写上就能将骨架重新竖一立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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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宙斯与安提俄珀之子安菲翁从赫耳墨斯处得到竖琴这个礼物后,一心一意沉醉于音乐,经常与其兄仄忒斯争吵。但二人一致同意去解救他们的母亲(陷吕科斯及狄耳刻之手),并在底比斯称王。他们想在底比斯周围筑起城墙来。仄忒斯背石头时,安菲翁演奏竖琴将石头引到自己身边。拉斯金在作品中数次引用这个神话,认为它象征着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和谐。
突然,我忆起了在里夫贝尔见到的、凝望了我好一会的那个神情忧郁的金发少女。整个晚上,还 有许多别的少女看上去很顺眼,而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刚刚从我记忆的深处升起。我似乎觉得她注意到了我,预料里夫贝尔的一个侍者会前来给我捎上她的一句话。圣卢不认识她,但是认为她还 象样。与她见面,经常与她见面,可能很困难。但是为此我会不惜一切,我心中只想着她。
哲学经常谈到自一由的行为和必要的行为。一个行为,由于行动过程中抑制了升力,一旦我们的思想处于休整状态,这个行为便这样使某一回忆再次升起——直到此刻之前,这一回忆已被消遣的压力将它与其他回忆拉平——并叫它奔腾起来,因为它比其他回忆更有魅力。我们当时不知不觉,二十四小时过后我们才发觉。比这种行为为我们所更完整地感受的行为,恐怕没有了。说不定也没有比这更自一由的行为,因为它还 不具有一习一惯一性一的一性一质。在一爱一情中,正是这种一精一神怪癖有助于使某一个人的形象单独复一活。
正是我在海边看见那一群美一女列队而过的第二天。我向好几位几乎每年都到巴尔贝克来的旅馆房客询问她们的情况。他们未能给我提供什么情况。此后,一张照片给我解释了何以如此。仅仅几年以前,她们还 是一群依然孩子气十足、未定型而又甜美无比的小姑一娘一,人们可以看见她们在帐篷四周,围成一圈坐在黄沙上:她们好似隐隐约约的白色星群,即使你从中分辨出一双比他人更明亮的眼睛,在这看不清的银河星云中,也立即会将她忘掉,并与其他人的眼睛混成一片。现在,她们虽说还 刚刚脱离女大十八变的年龄,但确实已经脱离了那个年龄。谁又能认出,她们就是几年前那一群小姑一娘一呢?
在距今不远的那些年代里,肯定她们并不象前一日在我面前第一次出现时那样,给人一个群体概念。这个群体本身那时尚不够清晰。那时节,这些小一毛一孩子还 太小,还 处于成型的基本阶段,个一性一还 不曾在每一张脸上打上自己的烙印。正像个体还 浑沌存在的初级器官一样,更确切地说个体是由珊瑚骨构成,而不是由组成珊瑚骨的一个个珊瑚虫构成。那时她们还 是你挤我我挤你地挤在一起。有时,一个小孩将身旁的小孩弄倒了,于是,一阵狂笑,似乎这是她们个体生命的唯一体现。人人前仰后合,这些线条尚不清晰、作着鬼脸的面孔混成了一一团一肉冻,闪闪发光,颤颤巍巍。在她们后来有一天给我看、而我亦保留下来的一张旧照片上,她们这孩子气的群体与日后她们那行列的面孔已经是同样数目。人们感到她们在海滩上已经留下了不同寻常的痕迹,禁不住对她们望上几眼。但是人们还 只能通过理一性一逐个地辨认她们,而任凭女儿十八变去变,直到这些重新组合的形状逐渐侵占到另一个有个一性一的人上去,才算是分界线,又必须去认明那另一个有个一性一的人了。高高的身材与鬈曲的头发并存,这又一个人的俏一丽面庞很可能就是这照相簿上所显示的从前那个干瘪黄瘦的小一毛一丫头。这些少女,每个人的容貌特点在短暂的时间里有了那么大的变化,反使得这些特点成了一项模糊的标准。另外一方面,她们之间共同的和似乎群体一性一的东西,从那时起就是那么突出,在这张照片上,有时连她们最好的朋友也会把这一个认作那一个。要消除疑一团一,只能通过服装上的某个小玩艺,才可以肯定哪个人穿过这样的衣服,戴过这样的小玩艺,而其他人肯定没有。那个时节与我刚刚在海堤上看见她们那一天相比,差异是多么大,而这两个时间距离又是那么近。那个时节以来,她们仍然像我前一日感觉到的那样放声大笑,但是这种笑已不再是童年时期那种断断续续几乎是自发的笑声了。从前那种痉一挛一性一的放松随时能叫这些脑袋去扎个猛子,犹似维沃娜①河中的鱥鱼群,散开了,消失了,过了一小会又聚拢成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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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流过普氏故乡贡布雷的河。
现在,她们的容貌已经成了自己的主人,个个目光紧紧盯着自己追逐的目标。只有我昨天那样第一次依稀望见,犹犹豫豫又抖抖瑟瑟,才会将这些孢子混淆起来,正像往日的狂笑与陈旧的照片将这些孢子混成一一团一一样。时至如今,这些孢子都具有了个一性一,而与那苍白的石珊瑚分离了。
肯定,有许多次,在美丽的少女从我面前经过时,我向自己许下诺言,一定要再与她们见面。一般来说,她们不再出现。何况,记忆很快将她们遗忘,很难再找到她们的面庞。可能我们的眼睛还 没有认出她们的时候,已经望见别的少女经过了。这些新出现的少女,我们将来也不会再与她们见面。
另外有些时候,就象这狂傲的一群出现这样,偶然又非把她们再次带到我们眼前不可。这时,我们感到这是美妙的偶然,因为我们将从这偶然上分辨出似乎机体形成、发育之初以组成我们生命的东西。对于占有某些形像,事后我们会认为这是天注定的,而这种偶然将我们对某些形像的忠诚变成了轻而易举、不可避免的事,有时——继某些使人希望中止回忆的间断之后——则是很残酷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偶然,我们很可能像很多人一样,刚刚开始,就轻易地遗忘了。
不久,圣卢的勾留已接近尾声。我并没有在海滩上与这些少女重逢。圣卢下午只在巴尔贝克待一小会,时间太短,无法顾及她们,也无法为了我去与她们结识。晚上他更得空一些,仍然常常带我去里夫贝尔。在这些饭馆中,正象在公园里和火车上一样,有些人在普普通通的外表之下隐形,而他们的名字会叫我们大吃一惊。偶然问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正是我们久闻大名的某一位大臣或公爵。
在里夫贝尔饭店里,已经有两、三次,在圣卢和我看见所有的人开始离席时,有一个人刚刚来到,在一张桌旁落坐。此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五官端正,一胡一子花白,然而沉思的目光总是死死地望着天。一天晚上,我们问老板这位一陰一陰一沉沉的、孤独的、姗姗来迟的用餐者是何等人氏。
“怎么,这是鼎鼎大名的画家埃尔斯蒂尔,你们不认识?”
他对我们说。
有一次,斯万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名字。怎么提起来的,我完全忘记了。但是,某一记忆的疏忽,与看书时对某一句子成分疏忽一样,有时不是促进把握不定,反而促进了过早的肯定。
“他是斯万的一位朋友,是非常著名、身价极高的艺术家,”我对圣卢说道。
顿时,犹似一个寒颤传到他身上和我身上,我们两个人都想到,埃尔斯蒂尔是一位大艺术家,名人。然后,我们又想到,他把我们与其他用餐人混成一一团一,肯定不会料到,想到他的天才,使我们多么激动。他对我们的崇拜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我们认识斯万。如果我们没有来洗海水浴,大概我们也不会受到这场折磨了。但是,我们还 迟迟停留在无法让热情保持沉默的年龄上,又设身处地想到隐姓埋名似乎令人压抑的生活,于是我们写了一封信,署上我们的名字。在信中,我们向埃尔斯蒂尔披露,坐在他几步开外地方的两个用餐者,是对他的才能极为倾倒的两个业余一爱一好者,是他的好友斯万的两个朋友。在信中我们要求向他致以敬意。一个侍者担当了将这封信函送一交一那位名人的任务。
埃尔斯蒂尔虽然已经颇有名气,但是那时节,可能他还 没有饭店老板声称的那样有名,稍微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大有名气。他是在这家饭店还 仅仅是农庄一样时,最早来到这里居住并带来一群艺术家的人(那些艺术家,一俟人们在简单的挡雨披檐下露天吃饭的农庄变成阔气的用餐中心,便全部迁徙到别处去了。埃尔斯蒂尔本人与妻子住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只因妻子不在,他此刻才又到饭店来)。一位伟大的天才,即使在他还 没有得到承认的时候,也必然会激起某些崇拜现象。不止一个稍事停留的英国女人,极想打听埃尔斯蒂尔生活的情形,农庄的老板从英国女人所提的问题或画家收到国外许多来信中便得以猜度出几分来。这时老板更注意到:埃尔斯蒂尔作画时不喜欢别人打扰;月色皎洁时,他深夜起一床一,把一个小模特儿带到海边,让她一裸一体摆出姿势来。待他从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中认出挂在里夫贝尔入口处的木制十字架时,不禁心中暗想,受了那么多累没有白费,游人的赞美也并非没有道理。
“就是这个十字架,”他瞠目结舌地反复说,“四块木头全在!啊,他费了多大的劲啊!”
可是,埃尔斯蒂尔送给他的一幅小小的《海上日出》是否价值连城,他倒不知道。
我们看到埃尔斯蒂尔读了我们的信,将信放进自己的口袋,继续吃饭,然后开始要他的衣帽,站起来要走了。可以十分肯定,我们的作法使他不快,我们现在真希望(也真害怕)他还 没注意到我们时,就赶快溜掉。我们从来没想到一件事,可在我们看来那是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对埃尔斯蒂尔的热情,我们不容许别人对这种热情的真诚表示怀疑,我们确实也可以拿等待时那颗悬着的心,愿意为这个伟人去赴汤蹈火来加以证明。但是这种热情,并非如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佩服,既然我们还 从未看见过埃尔斯蒂尔的任何作品。我们情感的对象可能就是“大艺术家”这个空洞的概念,而不是一幅我们不曾见过的作品。充其量这是空洞的佩服,是没有内容的佩服的一精一神框架,感情骨架,也就是说,这是与童年紧密相连的某种东西,正像在成年人身上再也不存在的某些器官一样。我们还 是孩子。然而埃尔斯蒂尔就要走到门口时,突然一拐弯,朝我们走来。我又惊又喜,紧张得无以复加。如果是几年之后,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能力越来越差,而对社一交一场合司空见惯又使人再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去挑一起这样不同寻常的机会,去感受这样的激动了。
埃尔斯蒂尔坐在我们餐桌旁跟我们谈了几句。我数次与他提到斯万,但是他从未回答我。我开始认为他并不认识斯万。他倒没有因此就不请我到他在巴尔贝克的画室去看他。这个邀请,他并没有对圣卢发出,这是因为我说了几句话,使他认为我很喜欢艺术而赢得的邀请。即使埃尔斯蒂尔与斯万是亲密好友,斯万的推荐恐怕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在人的生活中,无利害关系的情感所占的比例要比人们想的大)。他对我极其和蔼可亲,比圣卢还 要过之,正像圣卢的和蔼可亲超过一个小市民的殷勤一样。与一位大艺术家的和蔼可亲相比,贵族大老爷的和蔼可亲,再动人,也有演戏、做作的味道。圣卢千方百计讨人喜欢,而埃尔斯蒂尔喜欢的是给予和献身。他拥有的一切,思想,作品,以及他认为次之又次之的其余东西,都会兴高采烈地送给一个理解他的人。但是他没有自己忍受得了的一交一际圈子,他在孤独中生活,还 带有野一性一的成份。对此,上流社会的人称之为虚假作态,没有教养;当权者称之为思想有问题;邻舍称之为神经病;家人称之为自私和傲慢。
肯定,最初时,即使在孤独中,他也愉快地想过,对于那些不理解或触犯过他的人,他通过作品与他们一交一谈,使他们对自己有充分了解。说不定他独自生活,并非出自对他人漠不关心,而是出自对他人之一爱一,正如我为了有一天能以更可一爱一的而目重新出现而放弃了希尔贝特一样。说不定他的作品就是为某些人画的,犹似返回他们之中。在这个返回中,人们虽然没有看见他本人,但是会喜欢他、钦佩他,谈论他。不论是病人也好,修道士也好,艺术家也好,英雄人物也好,当我们以当初的心态决定放弃什么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总是完全彻底的,后来,由于反作用,才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说他曾经希望为某些人作画的话,那么作画的时候他可是为自己活着,远离他已经漠然视之的社会。孤独的实践使他一爱一上了孤独,正象我们一开始对任何大事都恐惧万分一般。因为我们知道这大事与更小的事不相容,而我们将小事看得很重。大事并没有剥夺掉我们的小事,而更多的是使我们脱离小事。在没有经历大事之前,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在想知道我们可以在什么程度上将其与某些小小的快活调和,一旦我们经历了大事,那些小小的快乐便再也不成其为快乐了。
埃尔斯蒂尔并没有与我们一交一谈很久。我准备那之后两、三天内到他的画室去。但是,这个晚上的第二天,我陪外祖母从海堤尽头往卡那维尔悬崖方向去散步,回来走到直通海滩的一条小街拐角处时,我们与一个少女迎面而见。她低着头,像一头被人驱赶而很不情愿回圈的牲口,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棒,身后跟着一个盛气凌人的男士。此人很可能是他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或是他一位女友的“英国女家庭教师”。那人与贺加斯①《杰弗莱一家》中的肖像十分相像,面孔红红的,大概他最喜欢的饮料不是茶,而是杜松子酒。他蓄着花白而浓密的唇髭,没嚼完的嚼烟支出黑黑的一个弯钩。把唇髭又加长了一截。走在他前面的小姑一娘一,与那一小帮少女中那个戴着马球运动员式的黑色女帽、面颊丰满、面孔呆板却有着含笑的双眸的那个十分相像。此刻回家的这一个也戴着一顶黑色马球帽,但我觉得她比那一个更漂亮,她的鼻子线条更直,下部的鼻翼更宽,肉更多。其实,那一个在我面前显得是一个面色苍白而又傲气十足的姑一娘一,而这一个则显得是一个被制一服了的孩子,面色红一润。不过,由于她推着一辆一样的自行车,也戴着一样的鹿皮手套,我得出结论说,所见之差异可能是我所处的位置不同,情景不同所致,因为不大可能在巴尔贝克还 有面孔如此相似、短打扮中又集中了同样特点的第二个姑一娘一。她飞快地往我这边扫了一眼。此后的日子里,当我又在海滩上看见这一小帮人,甚至以后我认识了组成这一帮的所有少女之后,我都从未敢绝对肯定,她们当中的哪一个——甚至在所有的人当中,与她最相像的那个推自行车的姑一娘一,就是我那天晚上在海滩尽头、街角上看见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与我在这一帮子中注意到的那个,虽然差别不大,但毕竟是有些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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