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啦,你认为自己很好!”说完后她笑了很久。于是我感到,我无法达到她的笑声所表达的另一层思想,另一层更难以捉摸的思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她的笑似乎意味着:“不,不,我根本不信你的话。我知道你一爱一我,不过我无所谓,我不把你放在眼里。”然而我又提醒自己,笑毕竟不是一种明确的语言,我怎能肯定自己理解正确呢,何况希尔贝特的话还 是富有感情的。“我什么地方不好?告诉我,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做。”“不,没必要,我没法和你解释。”刹那间,我害怕她以为我不一爱一她,这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痛苦,它要求另一种逻辑。“你要是知道使我多伤心,那你会告诉我了。”如果她怀疑我的一爱一情,那么我的伤心会使她高兴,但此刻却相反,她很生气。我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决心不再相信她的话,随她说:“我一直一爱一你,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罪人们往往说他们的清白无辜将大白于天下,然而,出于神秘的原因,这一天永远不会是他们受审的那一天)。我鼓起勇气,突然决定不再和她见面,但暂时不告诉她,因为她不会相信这话的。
你所一爱一的人可能给你带来辛酸的悲伤,即使当你被与她(他)无关的忧虑、事务、欢乐缠住而无暇顾及也罢。但是,如果这悲伤——例如我这次的悲伤——诞生于我们浸沉在与她见面的幸福之中时,那么,在我们那充满一陽一光的、稳定而宁静的心灵中便会产生急剧的低压,从而在我们身上掀起狂烈风暴,使我们没有信心与它抗争到底。此刻在我心中升起的风暴无比凶猛,我告辞出来,晕头转向,遍体鳞伤,同时感到只有再回去,随便找一个借口再回到希尔贝特身边去,我才能喘过气来。但是她会说:“又是他!看来我对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总会回来的,走的时候越痛苦,回来时就越顺从。”我的思想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我拉回到她身边。当我到家时,这些变幻不定的风向,这种内心罗盘失调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是我动笔给希尔贝特写了些前后矛盾的信。
我即将经历艰难的处境,人在一生中往往会多次面临此种处境,而每一次,即在不同的年龄,人们所采取的态度也不相同,尽管他们的一性一格或天一性一并无改变(我们的天一性一创造了一爱一情,创造了我们所一爱一的女人,甚至她们的错误。)此时,我们的生命分裂为二,仿佛全部分放在相对的天平盘上。一个盘里是我们的愿望,即我们不要使我们所一爱一但不理解的人不高兴,但不能过于谦卑,巧妙地稍稍冷落她们,别让她们感到她们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人,因为这种感觉会使她们离开我们。另一个天平盘里是痛苦(并非确定的、部分的痛苦),它与前一种状态相反,只有当我们不再试图讨好这个女人,不再让她相信她对我们可有可无,从而再去接近她时,这种痛苦才有所缓解。如果我们从装着自尊心的天平盘上拿去被年龄耗损的一部分毅力,往装着悲伤的天平盘里加进我们逐渐获得的、并任其发展的生理痛苦,那么天平所显示的将不是我们二十岁时的勇敢决定,而是我们年近半百时的决定——它十分沉重、缺乏平衡力,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处境在不断重复中有所变化,我们在中年或晚年时,可能乐于将某些一习一惯与一爱一情混为一谈(这对一爱一情是致命的),而青年时代却不承认这些一习一惯,它受到其他许多义务的约束,不能随意支配自己。
我给希尔贝特刚写了一封信来发泄怒火,但也故意安排了几句貌似偶然的话,女友可以抓住这些救命圈与我和解;但片刻以后,风向变了,我写下一些一温一情脉脉的句子,使用某些甜蜜而悲伤的短语,例如“永不再”之类。使用者认为这些词句感人肺腑,而那位读信的女人则会认为枯燥乏味,或者她觉得这统统是假话,将“永不再”解释为“今晚如果你需要我”;或者她相信这是真话,因此意味着永远分手(和我们所不一爱一的人分手何足为惜)。既然我们正在恋一爱一,我们便不可能像将来不再恋一爱一时那样行一事,我们无法想象那女人真正的心理状态,因为,虽然明知她冷漠无情,但我们仍然遐想她以一爱一恋者的口吻说话(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用美丽的幻想欺骗自己,或是为了解脱沉重的悲伤)。我们面对所一爱一的女人的思想举止,犹如古代最早的科学家面对大自然现象(科学尚未建立,未知事物尚未被解释),茫然失措,甚至更糟。我们看不到因果关系,看不到这个现象和那个现象之间的联系,我们眼中的世界像梦幻一般缥缈不定。当然,我试图克服这种紊乱,试图寻找原因。我甚至试图做到“客观”,认真考虑希尔贝特在我眼中的地位,我在她眼中的地位,以及她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它们是多么悬殊!如果我看不到这种悬殊一性一,那么我就会把女友简单的殷勤看作炽一热一爱一情的流露,把我自己滑稽可笑、有失体面的行为看作对美貌的简单优雅的倾一爱一。但是我也害怕走到另一个极端,以致把希尔贝特的不准时赴约和恶劣情绪看作是无法改变的敌意。我试图在这两种同样歪曲真相的观点中找出正确反映事物的第三种观点,我为此而作的种种计算稍稍缓和了我的痛苦。我决定第二天去斯万家(也许是服从于这些计算的结果,也许是我使计算表达了我的心愿),我很高兴,就像一个人本不愿旅行,并为此烦恼多时,最后来到车站才下决心取消旅行,于是高高兴兴回到家中解一开行装。在人们犹豫不决时,采取某种决定的念头(除非不采取任何决定,从而使念头丧失生命力)像一粒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勾画出完成行动后所产生的激一情的种种轮廓,因此,我对自己说,不再与她见面仅仅是想法而已,我却像实有其事那样感到痛苦,何其荒唐!再说,既然我最终会回到她身边,又何必作如此痛苦的决定和允诺呢?
然而,这种友好关系的恢复仅仅持续了片刻,即我去斯万家的路上。它的破灭并不是因为膳食总管(他很喜欢我)对我说希尔贝特不在家(当晚我从遇见她的人口中得知她确实不在家),而是他的说话方式:“先生,小一姐不在家,我向您担保她确实不在家。先生如果想打听清楚,我可以去叫小一姐的随身女仆。先生尽可相信我会尽一切努力使先生高兴的。小一姐要是在家,我会立刻领先生去见她。”这番话的唯一重要意义在于它的自发一性一,因为它对矫饰的言语所掩盖的难以想象的现实进行了X光透一视(至少是粗略的)。这番话证明,在希尔贝特身边的人眼中,我是个纠缠者。这些话刚从他口中说出来,便在我心中激起仇恨,当然,我乐于将他,而不是将希尔贝特,当作仇恨的对象。我将对她的全部愤怒集中倾泻在他身上,这样一来,我的一爱一情摆脱了愤怒,单独存留下来。然而,这番话也表明短期内我不应去找希尔贝特。她会写信向我道歉的。尽管如此,我不会马上去看她,我要向她证明没有她我照样可以活下去。再说,等我收到希尔贝特的信后,我能更轻易地忍受与她暂不见面之苦,因为只要我想见她便一定能见到。为了承受这故意设计的分离而不至过于痛苦,我的心必须摆脱可怕的疑虑,例如莫非我们从此绝一交一,莫非她与别人订婚走了,被劫走了。接下来的几天和新年那个星期十分相似,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在没有希尔贝特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不过,当时我很清楚,那个星期一结束,她便会回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便会像以前一样见到她,另一方面,只要新年假不结束,我去香榭丽舍大街也没有用。因此,在那个已经遥远的、愁闷的星期中,我平静地忍受忧愁,既无恐惧也不抱希望。但现在却不然,这后一种感情,即希望,几乎像恐惧一样,使我痛苦得难以忍受。
当天晚上我没有收到希尔贝特的信,我归咎于她的疏忽和忙碌,深信第二天清晨的信件中肯定有她的来信。我每天都期待早上的信件,我的心在剧烈跳动,而当我收到的是别人的来信,而不是希尔贝特的来信时,我垂头丧气。有时我一封信也没有,这倒不见得更糟,因为另一个女人对我的友好表示会使希尔贝特的冷漠更为无情。我接着便寄望于下午的信件。即使在邮局送信的钟点以外,我也不出门,因为她很可能让人送信来。终于,天色已晚,邮递员或斯万家的仆人都不会登门了,于是我便将平静下来的希望转寄于第二天上午。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的痛苦不会持久,我必须不断地予以姑且说更新吧。悲伤依旧如前,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成不变地延长最初的激一情,而是每日多次地重新开始,激一情的更新如此频繁,以至于它最后——它是纯粹物质的、暂时的状态——稳定在那里,因此,前一期待所引起的惶惑还 未平静下来,第二次期待便已出现,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处在焦虑之中(忍受一个小时也非易事)。这次的痛苦,比起从前那个新年假日来,要严峻百倍,因为这一次我并非完完全全接受痛苦,而是时时盼望结束痛苦。
最后我毕竟接受了痛苦,我明白这是决定一性一的,我将永远放弃希尔贝特,这也是为我的一爱一情着想,因为我决不愿意她在回忆中仍然蔑视我。从此刻起,当她给我订约会时,我甚至往往允诺,免得她认为我在为一爱一情赌气,但到最后一刻钟,我写信对她说我不能赴约,并一再表示遗憾,仿佛我在和某位我不想见的人打一交一道。我觉得,这些一般用于泛泛之一交一的表示歉意的客套话,比起对所一爱一的女人佯装的冷淡口气来,更能使希尔贝特相信我的冷漠。我不用言词,而用不断重复的行动,便更好地说明我无意和她见面;等我真正做到这一点,她也许会重新对我感兴趣。可惜,这是空想。不再和她见面以便重新唤一起她和我见面的兴趣,这种办法等于永远失去她,因为,首先,当这个兴趣重新苏醒时,为了使它持久,我便不能立刻顺从它,其次,到那时最严酷的时刻已成过去,因为我最需要她的是此时此刻。我真想警告她,很快,这种分离的痛苦将大大减弱,我将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为了结束痛苦而想到投降、和解,重新和她相见。将来,等到希尔贝特恢复对我的兴趣,而我也可以毫无危险地向她表达我的兴趣时,这种兴趣经不起如此漫长的分离的考验,将不复存在。希尔贝特对我来说将成为可有可无的人。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没法对她讲。如果我告诉她长久不见面我不会再一爱一她,那么她会以为我的目的仅仅是让她赶快召唤我。在此期间,我总是挑希尔贝特不在家,她和女友外出不回家吃饭的日子去拜访斯万夫人(对我来说她又成为往日的她,当时我很少看见她女儿,少女不来香榭丽舍大街时,我便去槐树大街散步),好让希尔贝特明白,我之所以不见她,并非被别的事缠身,也并非身一体欠佳,而是不愿意见面,尽管我作了相反的表白。这种办法使我比较顺利地坚持了分离。既然我能听见别人谈到希尔贝特,她肯定也听见人们谈到我,而且她会明白我并不依恋她。像所有处于痛苦中的人一样,我觉得自己的处境虽然不妙,但并不是最糟的,因为我可以随意进出希尔贝特的家(虽然我决不会利用这项特权)。如果痛苦过于剧烈,我可以使它中止。所以我的痛苦每天都是暂时的,这样说还 不够,每小时中有多少次(但此刻已无决裂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焦虑的期待——在我回到斯万家以前),我对自己朗诵有一天希尔贝特将寄给我,或者亲自送来的那封信!这个时时浮现在眼前的、想象的幸福,帮助我忍受了真正的幸福的毁灭。不管我们的女人犹如“失踪者”,尽管我们知道再无任何希望,我们却仍然期待,等待稍稍一点儿动静,稍稍一点儿声响。好比母亲虽然明知作危险勘察的儿子已葬身大海,但仍时时想象他会奇迹般得救,而且即将身强体壮地走进门来。这种等待,根据回忆的强弱及器官的抗力,或者使母亲在多年以后承认这个事实,逐渐将儿子遗忘并生活下去,或者使母亲死去。另一方面,一想到我的悲伤有利于我的一爱一情,我便稍稍得到宽慰。我探望斯万夫人而不和希尔贝特见面,这种访问每次都是残酷的,但是我感到它会改善希尔贝特对我的看法。
每次去看斯万夫人以前,我总要打听清楚她女儿是不是确实不在家,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我决心与她断一交一,也因为我仍希望和解,这个希望重叠在断一交一的意图之上(希望和意图很少是绝对的,至少并不总是绝对的,因为人的心灵有一条规律,它受突然涌现的不同回忆所左右,这规律即间断一性一),并且使我意识不到这个意图的残酷一性一。我很清楚希望极为渺茫。我像一个穷人,如果他在啃干面包时心想等一会儿也许有位陌生人会将全部家财赠给他,那么他就不会那么伤心落泪了。为了使现实变得可以忍受,我们往往不得不在心中保留某个小小的荒唐念头。因此,如果不和希尔贝特相遇,我的希望会更完好无损——虽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分离更成为现实。如果我在她母亲家与她迎面相遇,我们也许一交一换几句无法弥补的话,那会使决裂成为永恒,使我的希望破灭,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新焦虑会唤醒我的一爱一情,使我难以听天由命。
很久以前,早在我和她女儿决裂以前,斯万夫人就曾对我说:“您来看希尔贝特,这很好,不过希望您有时也来看看我,但不要在我的舒弗莱里日①来,客人很多,会使您厌烦,挑别的日子来,辰光稍晚我总在家。”因此,我的拜访仿佛仅仅是满足她很久以前表达的愿望。我在时辰很晚、夜幕降临、我父母即将吃晚饭时出门去斯万夫人家,我知道在访问中不会遇见希尔贝特,但我一心想的仅仅是她。那时的巴黎不像今天这样灯火辉煌,即使市中心的马路也无电灯,室内的电灯也少见,而在这个当时被认为偏僻的街区里,底层或比底层略高的中二层(斯万夫人通常接待客人的房间就在这里)的客厅射一出明亮的灯光照亮街道,使路人抬眼观看。他自然将这灯光,将这灯光的明显而隐晦的起因与大门口那几辆华丽马车联系起来。当他看到一辆马车起动时,便颇有感触地认为奥秘的起因发生了变化,其实只是车夫怕马匹着凉,因此让马匹来回溜达,这种走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胶皮车轮静寂无声,它使马蹄声显得更清脆、更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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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舒弗莱里,奥芬巴赫轻歌剧中的主人公,此处指正式接待日。
在那些年代里,不论在哪条街上,只要住房离人行道不是太高,从街上就能看见室内的“冬季花园”(如今只能在斯达尔①新年礼品丛书的凹板照片中见到),这种花园与如今路易十六式客厅的装饰——极少鲜花,长颈水晶玻璃瓶中只插着单独一枝玫瑰花或日本蝴蝶花,再多一枝也插不进——恰恰相反,它拥有大量的、当时流行一时的室内装饰一性一植物,而且在安排上毫无讲究,它体现的不是女主人如何冷静地采用毫无生气的装饰,而是她如何热切一爱一着活生生的植物。它更使人想到当时流行于公馆中的便携式微型花一房。元月一日凌晨,人们将这种花一房放在灯下——孩子们没有耐心等到天亮——放在新年礼品中间,而它是最美的礼品,因为人们可以用它培育植物,从而忘记光秃秃的冬天。冬季花园不仅和这种花一房相似,还 和花一房旁边的那本一精一美书本上的花一房图画相似,那幅画也是新年礼物,但不是赠给孩子们,而是赠给书中女主人公莉莉小一姐的,它使孩子们如此着迷,以至他们现在虽已老迈,但仍然认为那些幸运年代的冬天是最美好的季节。过路人踮起脚往往就能看见在这冬季花园的深处,在各式各样的乔木的内侧(从街上看进去,亮着灯的窗子仿佛是儿童花一房——图画或实物——的玻璃罩),一位身着礼服、纽扣上插着一支栀子花或石竹花的男人,正站在一位坐着的女士面前,两人的轮廓影影绰绰,如同一块黄玉中的两个凹雕,客厅充满了茶炊——当时是新进口货——的雾气,这种茶炊雾气今天仍然有,但人们一习一以为常,不再理会。斯万夫人很重视这种“茶”,她认为对男人说“您每天晚一点来,我总在家,您来喝茶”这句话既新颖又有魅力,她暂时用英国口音,并伴之以一温一柔甜蜜的微笑,因此对方十分认真,神情严肃地向她鞠躬,仿佛此事至关重要,奇异不凡,人们应该肃然起敬,决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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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达尔是法国文人及出版商(1814—1886)。
斯万夫人客厅里的鲜花不仅具有装饰一性一,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 有一个与时代无关,仅与奥黛特旧日生活有关的原因。她曾经是一交一际花,大部分时间和情一人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她家中,因此她要安排好自己的家。在体面女人家里所看到的,并且被体面女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对一交一际花来说就更为重要。她每天的高一峰时刻不是穿衣去给别人观赏,而是脱一衣和男人幽会。她无论穿便袍还 是穿睡衣,都必须像出门打扮一样风度翩翩。别的女人将珠宝炫耀于外,而她却将它藏于内室。这种类型的生活,要求并且使人一习一惯于一种隐秘的、几乎可以说是漫不经心的奢侈。斯万夫人的这种奢侈也扩及花草。在她的安乐椅旁总有一个硕一大的水晶玻璃盆,里面全都是帕尔马蝴蝶花或是花一瓣散落在水中的雏菊花。花盆似乎向来访者证明这是她所喜好的消遣——正如她喜欢独自喝茶一样,可惜被不速之客打断了。这种消遣甚至比喝茶更亲密,更神秘。因此,当来客看到展示在她身旁的鲜花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向她道歉,仿佛他翻看了奥黛特尚未合上的书的标题,而标题会泄露她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她此刻想的是什么。何况鲜花比书籍更有生命。人们走进客厅拜访她,发现她并非单独一人而惶惑不安;人们和她一同回家,看到客厅并非空寂而惶惑不安。这些鲜花在客厅中占有神秘的地位,它们与人所不知的女主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们不是为来访者准备的,而是仿佛被奥黛特遗忘在那里。它们以前和现在都与奥黛特密谈,因此,人们害怕打扰它们,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如稀释水彩般的、淡紫色的帕尔马蝴蝶花,徒劳地试图窥见其中的奥妙。从十月底起,奥黛特尽量按时回家喝茶,当时它仍然称作fiveoEclockter(五点钟的茶),因为奥黛特听说(并喜欢向别人重复)维尔迪兰夫人办沙龙正是为了告诉别人她这个钟点一定在家。奥黛特也想办一个沙龙,与维尔迪兰沙龙同一类型,但是更自一由,用她的话说,senzarigore①。因此,她仿佛是德·莱斯比纳斯小一姐,从小集一团一中的迪·德方②夫人那里夺来最讨人喜欢的男人,特别是斯万,好另立门户。按某种说法,在她的分裂活动和隐居生活中,斯万一直追随她,然而,尽管她能轻易地使不了解往事的新一交一相信她的话,她自己却并不信服。然而,当我们喜欢某些角色时,我们一再在众人面前扮演,又一再私下排练,因此想到的往往是它们虚幻的见证,而将真实几乎遗忘殆尽。斯万夫人整天在家时,穿着双绉丝便袍,它如初雪一般洁白纯净,有时穿着百褶薄纱长袍,上面洒满了粉色和白色的花一瓣。今天,人们可能认为这身装束与冬天不相称,其实不然。这些轻一盈的丝绸和柔和的色彩使她(那时的客厅挂有门帘,十分闷热,描写沙龙生活的小说家当时最高的褒词便是“舒舒服服地垫得厚厚的”)像她身边那些仿佛冬去春来一裸一露出肉红色的玫瑰花一样显得娇一弱畏寒。地毯使脚步声难以觉察,女主人又隐坐在客厅一角,毫不觉察你的到来,因此,当你来到她面前时,她仍在埋头看书,这增加了一浪一漫一性一,增加了魅力——仿佛突然发现奥秘,至今我们记忆犹新。斯万夫人穿的便袍当时已不时新,大概只有她还 仍然穿着它们,因此仿佛是小说中的人物(只有亨利·格雷维③的小说中才见过这种便袍)。此刻是初冬,奥黛特客厅里硕一大的菊花万紫千红,这是斯万从前未在她的寓所见过的。我赞赏它们——当我闷闷不乐地拜访斯万夫人时,我的失意使这位希尔贝特的母亲具有浓厚的神秘诗意,因为她第二天会对女儿说:“你的朋友来看我了”——可能是由于那些菊花或是和路易十五式丝椅垫一样呈浅粉色,或是和她的双绉睡袍一样雪白,或是和她的茶炊具一样呈铜红色,它们给客厅的布置又加上一层装饰,这层装饰也同样艳丽高雅,但却具有生命,而且只能持续几天。使我尤为感动的是,与十一月黄昏薄雾中的夕一陽一所放射的绚丽的红色或深褐色相比,菊花的颜色并非转瞬即逝,它持续的时闻更长。我看见一陽一光在空中暗淡下去,我跨进斯万夫人家,发现一陽一光再现,转移到菊花那火焰般的色彩上。这些菊花仿佛是高超的彩色画家从瞬息万变的大气和一陽一光中猎取来装点住宅的光彩一样,它们敦促我抛开深沉的忧郁,利用喝茶的这个小时去贪婪地享受十一月份短暂的乐趣(这乐趣闪烁在我身旁那亲切而神秘的菊花光辉之中)。可惜,我所听见的谈话并不能使我达到这光辉,谈话与光辉毫无共同之处。时光不早,但是斯万夫人一温一柔地对戈达尔夫人说:“啊不,还 早呢,别瞧钟,还 不到时间,钟也不准。您有什么事要急着走呢?”同时又朝并未放下小皮夹的教授夫人递去一小块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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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无拘束。
②德·莱斯比纳斯,迪·德方都是十八世纪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③亨利·格雷维,法国女小说家(1842—1902),作品情节曲折,以俄罗斯为背景。
“要从这里出去可不容易。”邦当夫人对斯万夫人说。这句话表达了戈达尔夫人的感想,她惊奇地大声说:“可不是,我的小脑瓜里也总是这么想的。”她的话得到赛一马俱乐部先生们的赞成。当斯万夫人将他们介绍给这位毫不可一爱一、平庸无奇的矮女人时,他们仿佛受一宠一若惊,一再致敬,而戈达尔夫人对奥黛特显赫的朋友也十分谨慎,用她的话说,“严阵以待。”(她喜欢用高雅的字句来表述最简单的事物)“您瞧瞧,连着三个礼拜三您都失约。”斯万夫人对戈达尔夫人说。“可不是,奥黛特,有多少个世纪、多长的日子我们没见面了。我这不是认罪了吗?不过,您知道,”她用一种过分腼腆和含糊的神气说(虽然是医生的夫人,她谈起风湿病或肾绞痛来也不直截了当),“我遇到不少小麻烦。各人都有难念的经嘛!我的男仆中出了一场风波,其实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看重权威,但是,我不得不辞退膳食总管,以示警戒,他也正想找一个更赚钱的工作。他这一走几乎引起内阁全体辞职,连我的贴身侍女也不愿意留下,那场面可以和荷马媲美。不过,我终于掌稳了舵,这个教训使我获益匪浅。瞧,我用这些仆人们的琐事来使您厌烦。您也知道,不得已进行人员调整,这是多么伤脑筋的事。您那位漂亮女儿不在家?”她问道。“不,我那位漂亮女儿在女友家吃饭,”斯万夫人回答,同时转身对我说:“我以为她给您写过信,让您明天来看她哩。”接着又对教授夫人说:“您的婴儿怎么样?”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斯万夫人的话向我证明,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和希尔贝特见面,而这正是我前来寻找的安慰,正因为如此,我这段时期的访问成为必不可少的。“没有,我今晚给她写几个字。再说,希尔贝特和我再不能见面了。”我说话的语气仿佛将这分离归结为某个神秘原因,这样一来,我可以保持一爱一情的幻想,我谈到希尔贝特和她谈到我时的一温一柔口吻使这幻想不至于破灭。
“您知道她十分一爱一您。您明天真的不来?”斯万夫人说。一阵喜悦突然使我飞了起来,我心里想:“为什么不来呢?既然是她母亲一亲自请我?”但我立刻堕入忧愁之中。我担心希尔贝特看到我时会认为我最近的冷淡是伪装的,因此我宁愿继续不见面。在个别一交一谈中,邦当夫人抱怨说她讨厌政治家的夫人们,并且装腔作势地说所有的人都可厌和可笑,她为她丈夫的地位感到遗憾。
“这么说,您可以一口气接待五十位医生夫人?”她对戈达尔夫人说,因为后者对谁都和蔼可亲,认真履行义务。“啊,您是有美德的人。我嘛,在部里,当然我必须接待。哎!那些官太太,您知道,真没办法,我没法不法不对她们伸舌头。我的外甥女阿尔贝蒂娜也和我一样。您不知道这小姑一娘一有多冒失。上星期我的接待日那天,来了一位财政部次长的夫人,她说她对烹调一窍不通。我那位外甥女露出最美妙的微笑回答说:‘可是,夫人,您肯定知道烹调是怎么回事,因为令尊大人刷过盘子。’”
“啊!我真喜欢这故事,妙极了!”斯万夫人说,接着又向戈达尔夫人建议道:“医生出诊的日子,您至少能享受一下可一爱一的家,和花草书本及您喜欢的东西作伴吧。”
“就这样,她直截了当地给了那位女士两下,砰,砰,她可不含糊。事先一点风也不透,这个小坏蛋,象猴子一样机灵。您是幸运者,您能克制自己,我特别羡慕那些善于掩饰思想的人。”
“我并不需要这样做,夫人,我这人很随和。”戈达尔夫人轻声说,“首先,我没有您这样的特权地位,”她略略提高声音。每当她在谈话中塞一进微妙的殷勤和灵巧的恭维,以博得好感并有益于丈夫的事业时,她总是这样略略抬高声音以增强效果的,“其次,我对教授是鞠躬尽瘁的。”
“不过,夫人,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能够不能够。您大概不属于神经质的人。而我,一看见国防部部长夫人装模作样,我就禁不住模仿她。我这脾气真糟糕。”
“啊!对了,”戈达尔夫人说,“听说她有一抽一搐的一毛一病。我丈夫还 认识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当然,这些先生们私下议论起来……”
“对了,夫人,正像那位驼背的礼宾司司长。他每次来,不到五分钟我必定要碰碰他的驼背。我丈夫说我会让他丢一了差事,有什么办法呢,让他的部见鬼去吧!对,让他的部见鬼去吧!我该把这句话印在信纸上作为座右铭。我这样说一定使您听着刺耳吧,您是位和气的人,而我,我承认,我喜欢小小的恶作剧,不然生活就太单调了。”
她一个劲地谈论丈夫的部,仿佛它曾是奥林匹斯似的。为了转移话题,斯万夫人转身对戈达尔夫人说:
“您看上去真漂亮。是勒德弗商店做的?”
“不,您知道,我是罗德尼兹商店的信徒,再说,这是改的。”
“是吗,挺有派头!”
“您猜多少钱?……不,第一位数不对。”
“怎么,这么便宜,简直是白给的。人家告诉我的比这要贵三倍。”
“人们就是这样写历史的。”医生的妻子回答说。接着她指着斯万夫人送她的围脖缎带说道:“您瞧,奥黛特,您还 认得吗?”
门帘掀一开了一半,伸进一个脑袋,他毕恭毕敬、彬彬有礼,戏谑地假装唯恐打扰众人,这是斯万。“奥黛特,阿格里让特亲王正在我的书房,他问能不能来看看你。我该怎样回答他呢?”“我很乐意。”奥黛特显然满意地说,但脸色平静。这很自然,因为她曾接待过高雅人士(即使在她当一交一际花的时期)。斯万将这个批准令带去给亲王。如果不是在这个空隙里维尔迪兰夫人走了进来,他就要领着亲王回到妻子身边。
斯万和奥黛特结婚时,曾要求她不再和那个小集一团一来往(他这样做当然有许多理由,而且,即使没有理由,他也会这样做,因为忘恩负义是一条规律,它容不得例外,它更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不是缺乏远见就是毫无私心)。他只允许奥黛特和维尔迪兰夫人每年互访两次。“女主人”的某些信徒十分气愤,认为这未免太过分,为她鸣不平,因为多年以来,奥黛特,甚至斯万,一直被她视为上宾。小集一团一中诚然有虚情假意的兄弟,他们不去维尔迪兰夫人家,而是偷偷地赴奥黛特的约会,而且,万一事情泄露,他们便借口说想见见贝戈特(尽管“女主人”说贝戈特不去斯万家,又说他毫无才华可言,但她仍然想方设法——用她的话说——吸引他),但小集一团一中也有“过激分子”,他们对妥善的个别处理方式(它往往使当事人避免采取极端态度来对待某人)一窃不通,而是盼望维尔迪兰夫人与奥黛特一刀两断(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使奥黛特从此再不能得意洋洋地笑着说:“自从分裂出来,我们很少去‘女主人’家。我丈夫还 是单身汉时,去她家比较容易,可是结婚以后就不那么容易了……说老实话,斯万先生受不了维尔迪兰大一妈一,所以他也不愿意我和她经常来往。而我呢,作为忠实的妻子……”斯万陪同妻子出席维尔迪兰家的晚会,但是当维尔迪兰来看奥黛特时,他往往回避。因此,如果“女主人”在座,他就让阿格里让特亲王一个人进去。奥黛特单独将亲王介绍给维尔迪兰夫人,她不愿意维尔迪兰夫人在这里听见默默无闻的姓氏,而愿意让她看到许多陌生面孔,从而自认为置身于贵族名流之中。奥黛特的这番算计十分奏效,维尔迪兰夫人当晚便带着鄙夷的神气对丈夫说:“她的朋友们真可一爱一,的确是反动势力的一精一华!”
奥黛特对维尔迪兰夫人也抱着相反的幻觉。这个沙龙当时并未具有后来的雏形,维尔迪兰夫人甚至还 不到孵化期——在此期间停止大聚会,因为新近赢得的、为数可观的名流会被众多无名小卒所淹没,因此宁可等待,等到被吸引来的十位体面人物繁殖七十倍!如同奥黛特即将做的那样,维尔迪兰夫人也将“上流社会”作为目标,但她的进攻范围仍然窄狭,而且与奥黛特的进攻区相距甚远(奥黛特有可能达到同样目标,有可能进行突破)因此,奥黛特对“女主人”所拟定的战略计划一无所知。当人们对奥黛特说维尔迪兰夫人是赶时髦的女人时,奥黛特笑了起来,真心诚意地说:“恰恰相反。首先她不具备赶时髦的条件。她谁也不认识。其次,说句公道话,她觉得现在就很好。不,她喜欢的是星期三的聚会,愉快的谈话。”她暗暗羡慕维尔迪兰夫人作为“女主人”
所强调的艺术(奥黛特在这所杰出学校中也学到了这门艺术),那就是(对女主人而言),善于“聚集”,善于“组织”、“发挥”、“隐退”的艺术,充当“桥梁”的艺术,虽然这些艺术仅仅是为空虚涂上色彩,对空虚进行雕琢,确切地说是虚无的艺术。
斯万夫人的女友们看到维尔迪兰夫人来访十分诧异,因为在她们的想象中,维尔迪兰夫人与她高朋满座(永远是小集一团一)的客厅是无法分开的,而此刻她们惊奇地看到,在这位作为客人的“女主人”身上,在她那张安乐椅上,竟重现、凝聚、浓缩了整个小集一团一,她裹在一件和这间客厅墙上挂的白色皮一毛一同样一毛一茸一茸的䴙鷈皮大衣里,仿佛是客厅中的客厅。胆怯的女客唯恐打扰主人,起身告辞,并且用复数人称说:“奥黛特,我们先走了。”就仿佛人们在探视刚能行走的病人时采用复数人称说话,以暗示别让病人过度疲劳。人们羡慕戈达尔夫人,因为“女主人”称呼她的名字。“我带您一起走?”维尔迪兰夫人问戈达尔夫人,她怎能忍受一位信徒不追随她而独自留下呢?“这位夫人已经好意要我坐她的车了。”戈达尔夫人回答,她不愿意让人以为她为了讨好有名气的人而将答应乘邦当夫人的三色标志马车一事忘在脑后:“我真谢谢你们这些朋友。你们要我乘你们的车,对我这个没车夫的人来说,真是运气。”“特别是,”“女主人”回答说(她不敢说得太多,因为她对邦当夫人略有了解,而且刚刚邀请她参加每星期三的聚会),“您住得离克雷西夫人那么远。啊,我的天,我永远也不一习一惯说斯万夫人。”对小集一团一这些才智平庸者来说,佯装不一习一惯称斯万夫人,这也是一种玩笑。维尔迪兰夫人又说:“我一向一习一惯于称克雷西夫人,刚才差一点又说漏嘴。”其实她在对奥黛特说话时故意说错,而决非差一点说漏嘴了。“奥黛特,您住的地方这样偏辟,不害怕吗?晚上回家我会提心吊胆的。再说,这里又潮一湿,对您丈夫的湿疹十分不利。总不致有耗子吧?”“没有!多可怕呀!”“那就好,这是别人对我说的。我很高兴这是谣传,我这人特别害怕老鼠,都不敢来看您了。再见,亲一爱一的,回头见,您知道我多么高兴见到您。您不会摆一弄菊花。”她一面往外走一面说,斯万夫人起身送她。“这是日本菊花,您得照日本方式插花。”当“女主人”走了以后,戈达尔夫人一大声说:“我可不同意维尔迪兰夫人的看法,虽然在一切问题上我都把她当作戒律和先知。奥黛特,只有您能找到这么漂亮的菊花,用时新的说法,漂亮应用一陽一性一形容词。”斯万夫人轻声回答说:“亲一爱一的维尔迪兰夫人对别人的花有时不够友好。”戈达尔夫人为了打断对“女主人”的批评,便问道:“您去哪家花店?勒梅特尔?那天在勒梅特尔花店前有一株很大的粉色灌木,于是我便做了一件大蠢事。”但她不好意思说出那株灌木的一精一确价格,只是说:“不易上火”的教授也暴跳如雷,说她瞎花钱。“不,不,除了德巴克以外,我没有固定的花店。”戈达尔夫人说:“我也一样,不过我承认我偶尔对它不忠,去拉肖姆花店。”“哈!您抛弃德巴克花店而去拉肖姆花店,我可要去告密了。”奥黛特回答说,尽量显得风趣,好引导谈话。她在自己家中比在小集一团一中要轻松自如得多,她又笑着补充说:“再说,拉肖姆花店的价格惊人,未免太贵了,我觉得实在不像话。”
邦当夫人曾不止一百次地说过她不愿意去维尔迪兰家,此刻却因受到星期三聚会的邀请而兴奋不已,而且盘算着如何才能尽量多去几次。首先,她不知道维尔迪兰夫人是容不得任何一次缺席的。其次,邦当夫人属于那种人们不乐于与之一交一往的女人,这种女人被邀请参加“系列”聚会时往往不是干脆地赴约(她们不像那些稍稍有空便愿意出门的人那样使主人高兴),而是相反地强制自己不去参加第一次和第三次晚会,希望自己的缺席会引起注意;她们只出席第二次和第四次晚会,但如果别人告诉她们第三次晚会将十分一精一采,那么她们便将秩序颠倒一下,借口说“很可惜,上一次她们没有空”。邦当夫人既是这种人,便盘算在复一活节前还 有几个星斯三,她怎样才能多去一次,而无强加于人之嫌。她想在和戈达尔夫人一同回家的路上得到稍许启示。“啊!邦当夫人,您站起来了,这种逃跑的信号可真不好。您上星期四没有来,应该给我补偿……来,再坐下,就一会儿。晚饭以前,您总不会再拜访别人吧!真的,您不想尝尝?”斯万夫人一面递过点心,一面说:“您知道,这些小玩意味道不坏,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您尝尝,您一定会喜欢的。”戈达尔夫人说:“不,看上去就好吃。奥黛特,您家里的食品可真丰富。我不用问是在哪里买的,我知道您总是去雷巴特商店。我得承认,我不像您那样专一,我常去布内博内商店买小点心和糖果,那里的冰淇淋可实在不好,而雷巴特商店对冰冻食品,不论是冷冻甜点还 是果汁冰糕,都很拿手,我丈夫说,necpluscultra①。”“不过,这些点心是自己家里做的,您真的不要?”邦当夫人说:“不,要不我就吃不下饭了。不过我再坐片刻,您知道,和您这样聪明的女人谈天是件快事。”“您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奥黛特,不过我很想知道您对特龙贝夫人那顶大帽子的评价。当然大帽子是目前流行的款式,但是,是不是稍稍过分了?刚才她那顶帽子比起前几天她来我家戴的帽子,还 是小巫见大巫哩。”“哪里,我可不聪明,”奥黛特带着理当如此的神气说,“其实我这人很轻信,人家说什么我都相信,常常为一点小事伤心发愁。”她影射的是最初因嫁给斯万这样的人而痛苦不安,斯万有自己的生活并和别的女人来往。阿格里让特亲王听见她说“我可不聪明”,立刻认为应该加以否定,但却缺乏敏捷的反应能力。“您一胡一说什么呀!”邦当夫人高声说。“您还 不聪明?”亲王赶紧一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说:“这是什么话?大概耳朵在骗我吧?”奥黛特说:“真的,我不骗你们,我确实是小市民,容易大惊小怪,满脑子偏见,坐井观天,十分无知,”接着她打听夏吕斯男爵的近况:“您见到亲一爱一的男爵了吗?”“您算无知?”邦当夫人惊呼道,“那么,那些官员们,那些只会谈论衣着服饰的殿下夫人们又算什么呢!……对了,夫人,就在上个礼拜,我和公共教育部部长夫人谈到《洛亨格林》②。她说:‘啊,《洛亨格林》,对了,这是牧羊女游乐场上一次的表演,据说逗人笑得直不起腰。’我听了真想给她一记耳光,您瞧瞧,夫人,有什么办法,这种话怎不叫人发火。我是个倔人,您是知道的,”接着她又转脸对我说,“您说呢,先生,我的话有理吧?”“依我说,”戈达尔夫人说,“这情有可原,我们常常被突然的问题弄得措手不及,所以答非所问,这一点我略有体会,因为维尔迪兰夫人经常这样让我们出洋相。”“谈到维尔迪兰夫人,”邦当夫人问戈达尔夫人:“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有哪些客人?……我记起来了,对,我们接受了邀请,下星期三去她家。您是不是先到我家吃晚饭?然后我们一同去她家。我独自去有点胆怯,也不知为什么,这位尊贵的女士一直使我害怕。”“我可以告诉您,”戈达尔夫人说,“使您害怕的是她的嗓音,这没办法,哪会人人都有斯万夫人那样好听的声音呢?不过,‘女主人’这话很对,只要你开口说话,冰雪立刻融化,维尔迪兰夫人确实很好客,当然我理解您此刻的心情,第一次去陌生地方总是不太自在的。”
“您也来和我们一道吃饭吧,”邦当夫人对斯万夫人说,“饭后我们一同去维尔迪兰家,玩维尔迪兰游戏,到那里以后我们三人呆在一边自己一交一谈,‘女主人’会对我瞪眼睛,从此不再邀请我,不过我不在乎。那会使我大大开心咧。”她这番话似乎不太真实,因为她接着又问:“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会有哪些客人?聚会都干些什么?客人总不致于太多吧?”“我肯定不会去,”奥黛特说,“我们只能在最后那个星期三露露面。如果您愿意等到那时……”然而,邦当夫人对这个延期的建议似乎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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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世界的尽头;好得不能更好了。
②《洛亨格林》是瓦格纳的三幕歌剧。
一个沙龙的才智价值往往与风雅成反比,然而,既然斯万认为邦当夫人讨人喜欢,那就是说一个人沉一沦而被迫与另一类人为伍时,他对他们不再苛求,对他们的才智及其他不再挑剔。如果这一点是真的,那么,个人和民族一样,在失去独立一性一的同时也失去自己的文化修养,甚至语言。这种容忍态度的后果之一,便是从某个年龄开始,人们越来越喜欢听别人赞扬和鼓励自己的才智和气质,例如,大艺术家不再和具有独特一性一的天才一交一往,而只和学生来往,后者和他的唯一共同语言是他的教条,他们对他唯命是从、顶礼膜拜,又例如,在聚会中某位唯一爱一情至上的、卓越的男士或女士会认为,那位虽然才智平庸,但话语之间对风一流韵事表示理解和赞同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的话使情一人或情一妇的情一欲本能得到愉快。再以斯万为例。邦当夫人说,有些沙龙只接待公爵夫人们,真是岂有此理!此时,作为奥黛特的丈夫的斯万便点头称是,要是往日在维尔迪兰家中,他会对邦当夫人不以为然,而此刻却说她是个好女人,既富有风趣,又不附庸风雅。他也乐于给她讲一些有趣的事,使她“乐得直不起腰”,她没听说过这些事,但一点就“通”她喜欢讨人欢心,喜欢取乐。
“这么说,医生不像您那么酷一爱一花?”斯万夫人问戈达尔夫人,“啊!您知道,我丈夫是圣人,中庸之道。不过他倒是有一个嗜好。”邦当夫人眼中闪着狡黠、欢乐和好奇,问道:“什么嗜好,夫人?”戈达尔简单明了地说:“看书。”“这种嗜好可没什么让妻子担心的。”邦当夫人惊呼道,一面克制邪恶的微笑,“您知道,医生完全钻到书里去了!”“那好呀,您不用担心害怕……力,您听说维尔迪兰夫人要在新买的房子里装电灯吗?这消息不是我的私人密探告诉我的,是从另一条渠道,电工米尔德那里听说的。您瞧我对消息来源毫不隐瞒。连卧室也要装电灯,配上灯罩使光线柔和,多么美妙的奢侈!我们的同代人总是追求新玩意,哪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玩意。我一位朋友的嫂嫂在家里装了电话,不用出门就能向供应商订货。我承认我略施小技让她同意我哪天去对着电话机谈话。电话对我很有诱一惑力,不过我宁肯去朋友家打电话,而不愿自己装电话。新鲜劲一过,电话会完完全全成为累赘的。好了,奥黛特,我走了,别再挽留邦当夫人,她要送我回家,我必须走,您这下子可让我闯祸了:我丈夫比我先到家!”
我也一样应该告辞回家了,虽然还 没有品尝菊花这些鲜艳斑斓的外壳所蕴藏的冬天的乐趣。乐趣尚未来到,而斯万夫人似乎不再等待什么了。她任仆人收拾茶具,仿佛在宣布:“关门了!”她终于开口说:“真的,您也要走?那好吧,再见。”即使我留下来,也就未必能体会到这陌生的乐趣,而原因不仅仅在于我的忧郁,也就是说这种乐趣并不存在于迅速导致告辞时刻的那条时间的老路上,而是存在于我所不知的一条小路上,我本该拐弯进去才对。不过,我的拜访至少已经达到目的,希尔贝特会知道她不在家时我来看过她父母,还 会知道,用戈达尔夫人的话说,我“一上来,从一开始就征服了维尔迪兰夫人”(医生夫人从未见过维尔迪兰夫人如此“殷勤讨好”,还 说“你们大概天生有缘份”)。希尔贝特将知道我曾恰如其分地、怀着深情谈起她,她将知道我们不见面我仍然能生活下去,而她最近对我的厌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她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曾对斯万夫人说我不能再见希尔贝特。我这样说,仿佛我决心永远不再见她。我要给她写的信也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为了给自己鼓气,我要求自己作最后的、短暂几天的努力。我对自己说:“我这是最后一次拒绝她的约会。我将接受下一次约会。”为了减少这种分离的痛苦,我不把它看作是永久分离,虽然我感到它将是永久的。
这一年的元旦对我十分痛苦。当您不幸时,无论是有意义的日子还 是纪念日,一切都会令你痛苦。然而,如果你失去了亲一爱一者,那么,痛苦仅仅来源于强烈的今昔对比,而我的痛苦则不然,它夹杂着未表明的希望:希尔贝特其实只盼着我主动和解,见我没有采取主动,她便利用元旦给我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爱一上你了,你来吧,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见不到你我简直无法生活。”从旧年的岁末起,我就认为这样一封信完全可能,也许并非如此,但是我对它的渴望和需要足以使我认为它完全可能。士兵在被打死以前,小偷在被抓获以前,或者一般来说,人在死前,都相信自己还 有一段可以无限延长的时间,它好比是护身符,使个人——有时是民族——避免对危险的恐惧(而并非避免危险),实际上使他们不相信确实存在危险,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需要勇气便能面对危险。这同一类型的毫无根据的信念支持着恋人,使他寄希望于和解,寄希望于来信。其实,只要我不再盼望信,我就不会再等待了。尽管你知道你还 一爱一着的女人对你无动于衷,你却仍然赋予她一系列想法——即使是冷淡的想法——赋予她表达这些想法的意图,赋予她复杂的内心生活(你在她的内心中时时引起反感,但时时引起注意)。对希尔贝特在元旦这一天的感觉,我在后来几年的元旦日都有切身一体会,那时,我根本不理睬她对我是专注还 是沉默,是热情还 是冷淡,我不会想,甚至不可能想到去寻求对我不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恋一爱一时,一爱一情如此庞大以致我们自己容纳不了,它向被一爱一者辐射,触及她的表层,被截阻,被迫返回到起点,我们本人感情的这种回弹被我们误认为对方的感情,回弹比发射更令我们着迷,因为我们看不出这一爱一情来自我们本人。
元旦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希尔贝特的信没有来。那几天我收到几张迟发的或者被繁忙的邮局延误的贺年卡,所以在元月三号和四号,我仍然盼望她的信,不过希望越来越微弱。后来几天里,我哭了许多次。这是因为,我放弃希尔贝特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出自真心诚意,我一直盼望在新年收到她的信,眼前这个希望破灭了,而我又来不及准备另一个希望,我像服完了一小瓶吗啡而手头又没有第二瓶吗啡的病人一样痛苦异常。但是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而这两种解释并不相互排斥,因为同一种感情有时包括相反的因素,那就是在我的内心中,对希尔贝特来信所抱的希望曾使她的形象离我更近,当初我急于见她,我如何见到她,她如何待我,凡此种种所引起的激一情曾再次涌上心头。立即和解的可能一性一否定了顺从——其巨大力量往往不被我们察觉。人们对神经衰弱的病人说,只要他们躺在一床一上不看信不读报,他们便会逐渐安静下来,然而病人却不相信,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只会更刺激他们的神经,同样,恋人们从相反的心理状态来观察“放弃”,在未真正付诸实行以前,他们也不会相信“放弃”会具有裨益身心的威力。
由于我心跳过速,人们叫我减少咖啡因的剂量,我减量以后,剧烈心跳果然停止,于是我开始怀疑:与希尔贝特近乎绝一交一时我所感到的焦虑莫非是由咖啡因所引起的?而每当这种焦虑重现时,我总以为是因为我看不见希尔贝特,或者(偶尔与她相遇)看见她冷冷的面孔而感到痛苦。不过,如果说这药才是痛苦的根源,而我的想象力进行了错误解释的话(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情一人们最沉重的一精一神痛苦往往是由和他们同一居的女人的生理一习一惯所引起的),那么它仿佛是使特里斯多和绮瑟①饮后长久相一爱一的药酒。咖啡因的减量虽然立即使我身一体好转,但并未消除我的忧郁。如果说这带毒一性一的药没有创造忧郁,至少它曾使忧郁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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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斯多和绮瑟是十二世纪法国民间传奇中的两个人物,他俩因误喝药酒永生相一爱一,并受迫害。
快到一月中旬,我对新年来信的希望破灭,失望所引起的附加的痛苦稍稍有所缓解,然而,“节日”前的悲伤又卷土重来。它之所以十分残酷,是因为我就是这个悲伤的制造者,有意识的、自愿的、无情的、有耐心的制造者。希尔贝特和我的关系是我唯一珍惜的东西,而我却不遗余力地破坏它,用长期不来往的办法逐渐制造我的冷漠(并非她的冷漠,但实际上是一回事)。我不断地、竭尽全力地使我身上一爱一恋希尔贝特的那个我进行残酷的慢一性一自一杀,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此刻的行为及将来的后果。我不仅知道再过一段时间我将不再一爱一希尔贝特,还 知道她将为此感到遗憾,她会想方设法和我见面,但都和今天一样不能如愿以偿,并不是因为我太一爱一她,而是因为我肯定会一爱一上另一个女人,我将长时间地渴望她,等待她,不肯腾出一秒钟来和希尔贝特见面,因为希尔贝特对我将毫无意义。毫无疑问,就在此刻(我已决心不见她,除非她正式要求解释,或者表白全部一爱一情,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我已失去希尔贝特,但我却更一爱一她(我比去年更强烈地感到她对我是多么重要,去年的每天下午,我都能如愿以偿地和她在一起,以为我们的友谊不受任何威胁)。毫无疑问,此刻我憎恶这个念头:有一天我会对另一个女人产生同样的感情。这念头从我这里夺去的不仅仅是希尔贝特,还 有我的一爱一情和痛苦,而我是在一爱一情和痛苦之中,在眼泪中努力确定希尔贝特的意义的,现在却必须承认这一爱一情和痛苦并非她所专有,它们迟早会献给另一个女人。因此——这至少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们永远超然于具体对象之外,当我们恋一爱一时,我们感到一爱一情上并未刻着具体对象的名字,它在将来,在过去,都可能为另一个女人(而不是这个女人)诞生:而当我们不恋一爱一时,我们以明哲的态度对待一爱一情中的矛盾,我们随兴所至地高谈阔论,但我们并不体验一爱一情,因此并不认识它,因为对一爱一情的认识具有间歇一性一,感情一出现,认识即消亡。我将不再一爱一希尔贝特,我的痛苦让我隐约窥见我的想象力所看不到的未来,当然,此刻还 来得及向希尔贝特发出警告,告诉她这个未来正逐渐成形,告诉她它的来临是迫近的,甚至无法避免的——如果她希尔贝特不来协助我对那尚在萌芽状态的未来的冷漠进行摧毁的话。多少次我想像给希尔贝特写信,或者跑去对她说:“请注意,我已作出决定。此刻是我最后一次努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很快我就不再一爱一你了!”可这又何必呢?我有什么权利责备希尔贝特无动于衷呢?我自己不是对除她以外的一切无动于衷,而并不引咎自责吗?最后一次!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因为我一爱一希尔贝特。但是对她来说,这就好像是友人在移居国外以前写信要求来访一样,而我们往往予以拒绝(仿佛拒绝一爱一我们的讨厌女人),因为我们在盼望快乐。我们每天所支配的时间具有弹一性一,我们所体验的热情使它膨一胀,我们所引起的热情使它收缩,而一习一惯将它填满。
此外,即使我对希尔贝特讲,她也听不懂。我们说话时,总以为听话者是我们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脑子。我的话语仿佛穿过暴雨的活动水帘才到达希尔贝特那里,拐弯抹角,面目全非,仅仅是可笑的声音,而再无任何含义。人们借话语所表达的真理并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确凿一性一,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真理才能在话语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论战中,某人不顾种种论据证据,将对立面的理论斥为叛逆,但是后来他却皈依了这个最初被他憎恶的信念,而原先徒劳传播这个信念的人却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杰作,对于高声朗诵的崇拜者来说,它当然是传世之作,无需证明,而听者却认为它毫无意义或者平庸无奇,但后来听者也承认这是杰作,可惜为时太晚,作者已无法知道。同样,在一爱一情上,不论你做什么,障碍决不会被绝望者从外部摧毁;只有当你对它们不再感兴趣时,它们才会从另一方面,被不一爱一你的女人的内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试图推倒但总不成功,如今它却突然倒坍,但对你已毫无意义。如果我将自己未来的冷漠及其防止办法告诉希尔贝特,她会以为我这样做表明我对她的一爱一情和需求超过她的估计,因此她更讨厌和我见面。确实,正是一爱一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预见到这个一爱一情的结束,因为我连续处于前后矛盾的一精一神状态。我本来可以通过写信或见面对希尔贝特发出这个警告,因为这段时间说明我并非须臾离不了她,并且向她证明没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于好意还 是恶意,向她说起我,而那口气使她认为是我央求他们这样做的。每当我得知戈达尔、我母亲、甚至诺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话语破坏我刚刚作出的牺牲,践踏我的克制态度所获得的结果时(他们使她误认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双倍的气恼。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回避必须从头开始,因为那些讨厌的人在我背后破坏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尽弃。不仅如此,我和希尔贝特见面的愉快也会减色,因为她不再认为我在体面地顺从,而认为我暗中活动,以谋求她不屑于赏赐的会晤。我诅咒人们这种无聊已极的闲言碎语,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深深地伤害我们,而并无使坏或帮忙之意。他们什么也不想,为说话而说话。有时是因为我们未能对他们保持沉默,而他们的嘴又不紧(和我们一样)。当然,在摧毁一爱一情的这项残酷工程中,他们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两个人——这两人往往在一切即将圆满解决时使一切付之东流,其中一人出于过度的善意,另一人出于过度的恶意,而我们并不像怨恨不识时务的戈达尔之流一样怨恨这两个人,因为第二位是我们所一爱一的人,第一位是我们自己。
每次拜访斯万夫人,她总邀请我和女儿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给她女儿回信,因此,我常常给希尔贝特写信,在信中我没有选用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词句,而仅为我的眼泪寻找最一温一柔的河一床一,因为遗憾和欲一望一样,并不试图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满足。当一个人恋一爱一时,他的时间不是用来弄明白他的一爱一情是怎么回事,而是用来促成明天的约会。当他放弃一爱一情时,他不试图理解自己的悲伤,而是试图向引起这种悲伤的女人献上他认为最动人的话语。他说的是他认为有必要讲的,而对方不会理解的话,他在为自己说话。我写道:“我原先以为这决不可能,唉!看来这并非十分困难。”我还 说:“也许我再不见你了。”我的话避免冷淡(她会认为那是矫一揉一造作),但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在流泪,因为我感到它们表达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见面时,我也会像这次一样鼓足勇气不让步,这样一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会逐渐达到因长久不见面而不想见面的状态。我流泪,但是我有勇气(而且感到愉快)牺牲和她相会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了。我假定——尽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一爱一我,正如我最后那次拜访她时她说的那样,我假定她的厌倦情绪不是出于对我的厌烦,而是出于嫉妒的敏一感一性一,出于和我相似的虚假的冷漠,这种假定仅仅使我的决定不那么残酷。我想象在几年以后,当我们彼此相忘时,我回顾往事,对她说我此刻写的信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她会回答:“怎么,你当时一爱一着我?你知道我多么盼望这封信,多么盼望和你见面,这封信使我哭得多伤心!”我从她母亲家一回来便动手写信,虽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制造误会,但这个想法,由于它带来的忧愁,也由于它带来的愉快(我想象希尔贝特一爱一着我),促使我把信写下去。
当斯万夫人的“茶会”结束,客人们告辞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给她女儿写信,而戈达尔夫人想的却完全是另一种事情。她“巡视”一番,毫无例外地向斯万夫人赞扬客厅的新家具,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发现奥黛特在拉贝鲁丝街的前寓所里某几件东西(虽然为数极少),特别是她的吉祥物——宝石雕成的动物。
斯万夫人从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里学到了“过时”一词,它打开(新的眼界,因为它所指的恰恰是几年以前她认为“时髦”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便统统隐退,与曾作为菊花支撑的金色格子架、许多希鲁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饰的信纸堆在一起(还 不算装饰壁炉板的硬纸钱币,早在她认识斯万以前,一位颇有修养的男人就劝她将它们收起来)。此外,在这些暗色墙壁(与斯万夫人稍后的白色客厅完全不同)的房间中,在这种艺术气质的紊乱和画室般的杂乱中,远东风格在十八世纪风格的进一逼一下节节败退,斯万夫人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绣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国龙。她经常呆在房间里,她说:“我很喜欢这间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怀有敌意的、陈腐的东西中间。在这里我才能工作。”(她并未说明是画画还 是写书;当时那些不愿无所事事,想有点作为的女人开始对写书感兴趣)。她的周围都是萨克森瓷器(她说这个字时带英国音,她喜欢这种瓷器,甚至不论谈到什么都说:这真漂亮,就像萨克森瓷器上的花)。她一爱一惜它们,甚过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无知的仆人碰坏它们。他们那无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发雷霆,而斯万这位如此一温一顺和彬彬有礼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无反感。清醒地看到缺点,这丝毫无损于一爱一情,而是相反,使缺点更为可一爱一。如今,奥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时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鲜艳的皱丝浴袍,她用手抚一摸胸前那花纹图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随心嬉戏,她的皮肤如此清凉,呼吸如此深沉,仿佛丝袍在她眼中并非像布景一样的装饰品,而是满足她对容貌和卫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样的必需品。她常说她宁可没有面包,也不能没有艺术和清洁,她常说,如果《蒙娜丽莎》被烧毁,那会比“大量”朋友被烧死使她更为悲痛。这些理论在她的朋友们看来似乎荒谬绝伦,但却使她显得出众,因而引起比利时大臣每周一次的来访。如果以她为太一陽一的这个小世界的人们得知她在别处,例如在维尔迪兰家,被认为是蠢女人的话,一定会大惊失色。由于头脑灵活,斯万夫人更喜欢和男人来往,而不大喜欢和女人来往。当她评论女人时,总是从风一流女人的角度出发,挑剔她们身上不受男人欣赏的地方,体型粗笨哪,面色难看哪,尽写错字哪,腿上汗一毛一太重哪,气味难闻哪,眉一毛一是假的哪,不一而足。相反,对曾宽厚待她的某个女人,她便不那么尖刻,特别是当这女人生活不幸时。她巧妙地为这女人辩护说:“人们对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敢保证她是个好人。”
如果戈达尔夫人以及克雷西夫人旧日的朋友长时间没见到奥黛特,那么他们一定很难认出奥黛特客厅的摆设,甚至很难认出奥黛特本人。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许多!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发胖了,既然身一体更健康,显得那么神色安祥,一精一神饱满、容光焕发。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新发型,光滑平整的头发增加了面部的宽度,玫瑰色的粉使脸更有神采,昔日那棱角过于鲜明的眼睑和侧面现在似乎柔和多了。这种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下:奥黛特到了中年,终于发现或者说发明她自己的独特面貌,某种永恒的“一性一格”,某种“美的类型”,于是她在那不协调的面部轮廓上——它曾被飘忽不定、软弱无能的肉一体所左右,最轻微的疲劳使它在霎那之间长了好几岁,仿佛是暂时的衰老,因此,长久以来,它根据她的心情和面色而向她提供一个零散的、易变的、无定形的、迷人的脸——贴上这个固定的脸式,仿佛是永不衰退的青春。
斯万的房间里没有别人给他妻子拍的那些漂亮照片,尽管她在照片上的穿戴各不相同,但那神秘和胜利的表情仍能使人们认出她那洋洋得意的身影和面庞。他房间里只有一幅十分简单的老式照片,它摄于奥黛特贴上固定脸式以前,因此她的青春和美貌似乎尚未存在,尚未被她发现。然而,斯万忠实于另一种观念,或者说他恢复原有的观念,他在这位处于走动和静止之间的、脸色疲惫、目光沉思的瘦弱少一妇身上所欣赏的是波提切利式的美。确实,他仍然喜欢在妻子身上看到波提切利的画中人。奥黛特却相反,她不是极力突出,而是弥补和掩饰她身上那些她所不喜欢的东西,它们在艺术家看来可能正是她的“一性一格”,而她作为女人,认为这是缺点,甚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位画家。斯万有一条一精一美的、蓝色和粉一红色的东方披巾,当初他买下来是因为《圣母赞歌》①中的圣母也戴这样一条披巾,但是斯万夫人从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听任丈夫为她订做一套衣服,上面饰满了雏菊、矢车菊、勿忘草、风铃草,和《春》②一模一样。有时,傍晚时分她感到疲乏,斯万便低声叫我看她那双沉思的手,它们那无意识的姿势就像圣母在圣书上写字(那里已经写着《圣母赞歌》)以前往天使端着的墨水瓶里蘸墨水的姿势一样灵巧而稍稍不安。但是斯万接着说:“您千万别告诉她,她要知道了准会改变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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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提切利的作品。
②波提切利的壁画。
除了斯万情不自禁地试图在奥黛特身上发现波提切利的忧郁节奏以外,在其他时刻,奥黛特的身一体是一个统一体,它全部被“线条”圈住,线条勾划出这个女人的轮廓,而对旧款式的崎岖线路、矫饰的凸角和凹角、网络以及分散杂乱的小玩意统统删去,而且,凡当身一体在理想线条内侧或外侧显出错误和不必要的弯曲时,这条线便大胆纠正大自然的错误,并且在整整一段路程上,弥补肉一体和织物的缺陷。那些衬垫、其丑无比的“腰垫”已经消失,带垂尾的上衣也无影无踪,以前,这种上衣盖过裙子,并且由僵硬的鲸须撑着,一直给奥黛特一个假腹部,使她仿佛是一堆七拚八凑的、零散的构件。如今,流苏的垂直线和褶裥饰边的弧线已被身一体的曲线所取代,身一体使丝绸起伏。仿佛美人鱼在拍水击一浪一,贝克林纱也具有了人一性一,身一体从过时款式那长长的、混沌和模糊的包膜中挣脱出来,成为有机的、活生生的形式。然而,斯万夫人喜欢并善于在新款式中保留旧款式的某些痕迹。有时,我晚上无心工作,又知道希尔贝特和女友们看戏去了,便临时决定去拜访她父母。斯万夫人通常身着漂亮的便服,裙子是一种好看的深色(深红色或桔红色),它不是流行色,因而似乎另有含义,裙子上斜绣着一条宽宽的、镂空的黑丝带,使人想到旧日的镶褶。在我和她女儿绝一交一以前,有一天,春寒料峭,斯万夫人邀我去动物园。她走热了便或多或少地敞开外衣,露出衬衣的齿状饰边,仿佛是她几年以前常穿而如今不再穿的背心上轻微的齿形贴边。她的领带——她忠实于“苏格兰花呢”,但是颜色柔和得多(红色变为粉一红色,蓝色变为淡紫色),以致人们几乎以为这是最流行的闪色塔夫绸——以特有的方式系在颔下,人们看不出它在哪里打结,并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如今不再流行的帽“带”。如果她再“坚持”一段时间,那么,年轻人在试图解释她的服饰时会说:“斯万夫人本人就是整整一个时代,对吧?”优美的文体在于将各种不同形式重叠起来,暗藏在其中的传统使它更臻优美,斯万夫人的服饰也一样。对背心及圆结的朦胧回忆,加上立即被克制的“划船服”①趋向,甚至加上对“跟我来,年轻人”②的遥远而模糊的影射,这一切使古老的形式——重现(不完全的重现)在眼前的具体形式之中,那些古老形式是不可能让裁缝或妇女服装商真正制作出来的,但它却牵动人们的思绪。因此,斯万夫人蒙上一层高贵色彩,而这也许是因为这些装饰既然毫无用处,那么它应该有一种比实利更高的目的,也许是因为它是过去岁月留下的痕迹或者这个女人所特有的衣着上的个一性一,总之,这种高贵色彩使她千姿百态的装束神态如一。人们感到她的穿着不仅仅是为了身一体的舒适或装饰。她的衣着仿佛是整个文明的一精一致而一精一神化的体系,将她一团一团一裹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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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划船式的短上衣。
②此处指女帽上的花结,飘带披在身后。
一般来说,每逢她母亲的接待日,希尔贝特往往请朋友来喝茶,有时却不然,她不在家,我便趁机赴斯万夫人的“午后茶会”。她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塔夫绸、双绉、丝绒、绫罗绸缎,她的衣着不像平日居家的便服那样随便,而是一精一心配色,仿佛准备外出。在这样一个下午,她那居家的闲散中又增添了某种灵敏与活跃。衣服的式样既大胆又简单,与她的身段动作十分贴合,而衣袖仿佛具有象征一性一,因日子不同而改换颜色。蓝丝绒表达的是突然的决心,白塔夫绸表达的是愉快的心情,而为了显示伸臂动作中所包含的雍容高贵的审慎,她采取了闪烁着巨大牺牲的微笑的形式——黑色双绉。与此同时,既无实际效益又无明显理由的“装饰”给色彩艳丽的袍衣增添了几分超脱、几分沉思、几分奥秘,而这与她一向的忧郁,至少与她的黑眼圈和手指节所蕴含的忧郁是完全一致的。蓝宝石吉祥物、珐琅质的四瓣小叶三叶草、银质纪念章、金颈饰、绿松石护身符、红宝石细链、黄玉栗子,在这大量的珠宝首饰下面,袍衣本身具有彩色图案,它越过镶贴部分而贯彻始终,还 有一排建设的、无法解一开的、小小的缎子钮扣,以及富有微妙暗示的、既一精一致又含蓄的饰带;衣服上的这一切,和珠宝首饰一样,似乎——此外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泄露了某种意图,构成一爱一情的保证,保守隐情、遵守迷信,似乎是对痊愈、誓愿、一爱一情或双仁核游戏的纪念。有时,蓝丝绒胸衣上隐隐约约出现亨利二世式样的缝叉,黑缎袍上有轻微一隆一起处,它或是在靠近肩头的袖子上,使人想起一八三○年的“灯笼袖”,或是在裙子上,使人想起路易十五的“裙环”。袍衣因而显得微妙,仿佛是化装服,它让对往日的朦胧回忆渗入到眼前生活之中,从而赋予斯万夫人某种历史人物或小说人物的魅力。如果我向她提到这一点,她便说:“我不像许多女友一样玩高尔夫球。我没有任何理由像她们那样穿一毛一线衫。”
斯万夫人送客回来,或者端起点心请客人品尝而从我身边经过时,趁混乱之际将我拉到一边说:“希尔贝特特别叫我请您后天来吃饭。我原先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您。您要是不来我正要给您写信呢!”我继续反抗,这种反抗对我来说越来越不费劲,因为,虽然你仍然喜一爱一对你有害的毒一品,但是既然你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某种必要一性一而不再服用,你就不能不珍视这种恬静(你以前曾失去),这种既无激动又无痛苦的状态。你对自己说永不再见你所一爱一的女人,如果这话不完全属实,那么,你说愿意再见她也不全是真话。人们之所以能忍受和所一爱一的人分离,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只是短暂的分离,他们想到的是重聚的那一天,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深深感到,会见可能导致嫉妒,它比每日对一团一聚(即将实现但却一再延期!)的遐想更痛苦,因此,即将与所一爱一的女人相见的消息会引起不愉快的激动。人们一天天地拖延,他们并非不希望结束分离所引起的难以容忍的焦虑,但他们害怕那毫无出路的激一情东山再起。人们喜欢回忆而不喜欢这种会见,回忆是驯良的,人们可以随一心一所一欲地往回忆中加进幻想,因此那位在现实生活中不一爱一你的女人却可以在你的幻想中对你倾诉衷肠!人们逐渐将愿望掺进回忆,使回忆变得十分甜蜜。既然它比会见更令人愉快,会见便被一再推迟,因为在会见中你再无法使对方说出你一爱一听的话,你必须忍受对方新的冷淡和意外的粗一暴。当我们不再恋一爱一时,我们都知道,不如意的一爱一情要比遗忘或模糊的回忆痛苦得多。尽管我没向自己承认,但我盼望的正是这种遗忘所带来的安详的平静。